让生育成本社会化为“敢生”垫底

生育后代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也是女性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 杨朝清

吉林长春市民郑女士到某单位应聘时，被告知想要孩子，须提前一年跟单位申请，单位制定“员工生育时间表”，避免让员工集中在同一年扎堆怀孕，影响正常的工作。(1月4日《新文化报》)

伴随着社会变迁，许多女性在职场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在女性权利不断彰显的同时，一些痛点也日益凸显。不论是“怀孕审批”，还是女研究生“先生娃后就业”，抑或“员工生育时间表”，在坚硬现实的挤压下，一些女性最基本的生育权利都遭遇了变相的限制与剥夺。

在用人单位强势、员工弱势的格局下，给员工的生育权利戴上“紧箍咒”便成为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正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女员工休产假不可避免会给用人单位的正常运营带来压力；“员工生育时间表”则试图化解女员工扎堆怀孕的困境，看似是一种“折中”的办法，有“不得不如此”的无奈和悲情。

尽管用人单位有一定的苦衷，“员工生育时间表”却经不起推敲。这样的做法不仅背离了法律法规，也没有体现企业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女性生育下一代的意义，绝不低于职业女性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贡献；生育后代不仅是个人和家庭的事情，也是女性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为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

卓别林主演的电影《摩登时代》，曾让人们认识到了工业时代流水线生产对人的异化。在发展的语境下，效率具有天然的合理性，讲究效率、追求精准已经成为职场的生存法则。“加班致衰老”也好，“员工生育时间表”也罢，用人单位利益最大化的背后，是对劳动者的权利挤压，是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漠视和侵犯。

在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成本已社会化。英国女性职工的产假工资由国家支付给雇主，再由雇主发给员工；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民众一部分生育成本由公共财政分担。

性别平等倡导社会给女性更宽广的生存空间、更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更多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要求女性变得和男性一样。在“全面二孩”的时代背景下，“员工生育时间表”的陈旧观念，需要重塑和更新。只有少一些短视的功利和算计，让生育成本社会化有更多的基础支撑，女职工才会少一些“不敢生”“等等再生”，多一些“能生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