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与战争、和平关系的多维思考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每年当日，英国全国举行荣军纪念日活动。图为一名老兵在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纪念花园里凭吊战友。 来源：新华社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现在正是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探讨妇女与战争、和平关系的绝好机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的经历告诉人们，妇女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同时也通过战争有所收获，成为战争胜利成果的受益者；她们中同样也有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妇女与战争、和平的关系从来就不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正好揭示了这一点。

■ 李英桃

11月11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纪念日。凑巧的是，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纪实文学《战争中没有女性》。因此，现在正是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探讨妇女与战争、和平关系的绝好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7月28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具有世界规模的战争，有30余个国家、15亿多人口被卷入，给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损失。1919年11月11日，德国政府代表埃尔茨贝格尔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法国雷东德车站签署《贡比涅森林停战协定》，宣布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此结束。

在以后的岁月里，11月11日就成为一个怀念的日子——英国、加拿大称为荣军纪念日；法国称停战日；美国则称退伍军人日。时至今日，每年11月11日上午11时，英国各大商场、车站等公共场所都鸣起笛声，人们会停下手里的工作，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历次战争的阵亡者默哀并表达反对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愿，而全国性的大型纪念活动一般在星期日举行。

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妇女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战争中真的“没有女性”吗？

首先，战争分裂了国际妇女运动。人的身份建构和行为选择均受到性别、种族、国籍、阶级、阶层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和制约。

战前，以欧、美妇女为主体的国际妇女运动正处于第一次浪潮中，争取妇女选举权、反对战争、争取和平是其核心诉求。大战爆发给这场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带来很大冲击，妇女运动的团结一致受到严峻考验，妇女运动的领袖和活跃分子们不得不在支持自己的国家还是继续保持和平主义立场之间做出选择。随着战火的蔓延和各国的战争动员，在参战国内部，妇女被分化成两个阵营和多种情况：一种是团结在本国的国旗下，义无反顾地参加战斗；另一种是暂时搁置妇女运动的使命，先加入到保卫祖国的行列中；还有一部分妇女反而转变为更鲜明的和平主义者，反对参与任何形式的战争，投身到和平运动中。

其次，无论男子还是妇女，都是无情战争的受害者，但与男子相比，妇女的经历有很大的特殊性。

由于不平等权力关系和传统父权制观念的影响，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妇女的身体都被视为男子的财产、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象征。因此，以性别为基础的暴力作为战争的手段，成为现代战争冲突的组成部分。妇女在战争中遭受的暴力，从强奸到被迫怀孕、强迫卖淫，从语言侮辱、贬低到心理创伤，在形式、规模、烈度上都与男子有很大不同。

就强奸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德军在进军比利时的过程中对当地妇女实施了强奸。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著名女性主义经典著作《违背我们的意愿》中指出，在比利时，“强奸是制造恐怖的武器”。同样在大战初期，德国军队侵入法国后同样对当地妇女实施了强奸。在绝大多数人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因为此问题直接关乎法国的民族纯洁性和“民族认同”，有关强奸问题的争论迅速集中到了因强奸受孕生下的婴儿身上。在对相关社会政策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如果母亲在孩子出生后不想抚养，政府应承担起养育这些孩子的责任。受害者被凌辱的事实和经过被相关国家的宣传机器不断重复、强化，以激发前方战士的仇恨，鼓舞士气。

妇女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痛苦远不止性暴力。即便是在战争结束后，她们所必须面对的困难和艰辛，有许多也是男子不曾经历的。由于男子构成参战将士的主体，阵亡将士也以男子为主，承受失去亲人的伤痛并独自担起重建家园责任的则往往是妇女。又由于传统的社会与家庭分工模式，在几乎所有社会中，妇女都承担着照顾病人的主要责任，即便是在战争中也不例外，她们仍不得不照顾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伺候丈夫，供养兄弟和双亲。

再次，战场并非只属于男子，同样也是妇女的阵地。

许多妇女是战争、暴力冲突的直接或间接参与者，女战士、女英雄是她们的称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各主要国家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投入了所有的有生力量，妇女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战争。

在美国，1901年和1908年，美国陆军和海军分别组建护士部队，军队的大门开始向妇女敞开。一战中，美国陆军和海军护士部队有18000名红十字会的护士，一半在国内工作，另一半前往海外。美国参战后，大约13000名妇女被招募到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中。

除了走上战场外，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工厂，代替上前线的男子维持战时工业。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在工厂和某些职业中广泛使用妇女劳动力，有些职业在战前根本不可能向妇女开放。以英国的例子来说，到1918年战争结束前，英国所有的军工厂中，有60%的工人由妇女组成，在每一种繁重的工作如焦炭和钢铁工业中都可以见到妇女。英国的女焦炭工人强调她们能做任何男人所能做的工作。妇女们最重要的工作场所就是军工厂，她们也因此被谑称为“军火商”。英国妇女还组成妇女土地服务队下田耕种，维持农业生产。而妇女走出家庭本身，为后来争取性别平等的妇女运动创造了条件。

最后，部分国家的妇女通过战争收获了长期为之奋斗的选举权。

争取选举权一直是国际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的核心任务。1893年新西兰成为妇女获得选举权的第一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只有4个国家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分别为新西兰（1893）、澳大利亚（1902）、芬兰（1906）、挪威（1907）。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战争结束初期，美国、加拿大、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波兰、瑞典、苏联和英国等国家的妇女获得了选举权。这一成绩的取得，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分不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担任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主席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认为，美国之所以给妇女选举权，就是因为她们在男子参战的时候在国内支撑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

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在《战争中没有女性》中所表达的是，在苏联的卫国战争中，战争没有女性面孔，但战争中有女性，女性是在拯救生命、拯救和平。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妇女的经历告诉人们，“战争让妇女走开”“妇女是战争受害者”“妇女天生热爱和平”中的任何一种观点都不能全面地反映妇女与战争、和平之间的复杂联系。妇女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战争的参与者；同时也通过战争有所收获，成为战争胜利成果的受益者；她们中同样也有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妇女与战争、和平的关系从来就不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正好揭示了这一点。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