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血缘的跨国亲情

日本残留孤儿回到中国寻找养父母 资料图

“日本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应该说他们都有两个祖国，两国亲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绝大多数都已回到日本，但对中国养育他们的亲人的深思厚情，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一直想把养母的事记述下来，通过媒体留给世间，是我离世前的心愿。”

□ 吉长桂子

我是一名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从吉林省长春市归国，恢复日本国籍后，取名吉长桂子，以示纪念。

日本残留妇人和残留孤儿是那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群体，应该说他们都有两个祖国，两国亲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绝大多数都已回到日本，但对中国养育他们的亲人的深思厚情，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一直想把养母的事记述下来，通过媒体留给世间，是我离世前的心愿。

我没念过几天书，写不了像“回忆录”似的长篇，以片段的形式记述养母的几件事，从中就可看出养母胜似亲生母亲。

一

养母一把将我紧紧抱住又亲又喊：“俺闺女会叫妈了，俺闺女会叫妈了！”

我被送给养父母的时候已经五六岁了，懂事了，也记事了。

记得当时我的日本母亲(后来听说是继母)领我到养父母家说是串门，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母亲就不见了/

我见不到母亲就哇哇大哭，喊着要妈妈，这时有一位日本妇女来跟我说：“你母亲带你不方便回国，把你送给这位(指着我的养母)中国母亲了。”

这对我来说真是晴天霹雳，除了继续大哭就是拽着这位日本妇人不放，不跟养母和家人接近。

这里先交代一下我的养父母。养父马宝财，50岁左右，在长春市开一家车马店(就是市郊农民赶车进城落脚的地方)，养母赵玉贤比养父小10岁左右，夫妇生有一子，年长我8岁，在当时按现在话说算得上“小康”，所以有条件雇用一名日本佣人。

由于我只跟日本佣人交流，晚上也和她睡在一起，不愿意也无法与养父母及养兄联系，使养父母考虑长此下去我不但学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跟他们亲近，加上日本佣人也要回国，所以不得不将日本佣人辞退。

辞退了日本佣人，我没有亲近和交流的人，伤心、生气甚至憎恨养父母。我从小就是一个倔强内向的性格，从此不吃不喝，躲在角落里抹眼泪，养母抱我哄我，我挣踹，养母指着摆在我面前的好吃好喝，用从日本佣人那里学来的日语说：“米西”“米西”。

我开始不是一“纵嗒”就是一扭脸，表示抗拒。但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能够长时间忍受饥饿是难以置信的，实在饿得不行了，趁人不注意就抓点吃的塞在嘴里，养母看到东西少了，知道被我吃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再把少的添上摆在那里。

晚上养母哄我上床睡觉，我倔强着不去，困的实在不行了，就“栽歪”在旮旯睡着了。这时养母就会心疼地小心地把我抱到床上，脱掉衣服盖严被子瞅着我睡，看到我梦中哭泣，她也在旁抹眼泪(这都是跟养母关系好后养父跟我说的)。

就是这样，养母一次也没申斥过我，吓唬过我，更不用说打我了。其实养母并不是一个性格温柔没有脾气的人，我曾记得，一次哥哥在外面跟人打架，被人找到家来，养母不由分说抓起鸡毛掸子劈头盖脸一顿打，血顺着脸往下流。

养母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多少年后我听二舅妈说：养母就稀罕女孩，因病不能再生，所以收养了我。再一个养母曾跟她说过，这孩子多可怜，孤苦伶仃没有亲人，我怎么忍心舍得打她？我收养她，她就是我的亲闺女。

养母耐心地每天想着法的哄我玩，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常带我到街上买好吃好玩的和我喜欢的衣服。如此这般，经过好长时间，我渐渐消除对养母的隔阂，开始与养母亲近起来。

但是在心里总感到这个女人不是我的妈，就是不管养母叫妈。养母并不因我不叫她妈而表现出丝毫不快，仍然耐心地关心我、爱护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其实小孩对语言的适应力是很强的，我不仅早就会说“妈”和“妈妈”这个单词，好多汉语词我也都能说。大概是应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句中国古话吧，一天，养母坐在窗台上乘凉，仰望着天空好像在想什么，我也不是想要什么或想找什么，却突然喊了一声“妈”。

养母当时一愣，问我：“你叫我什么？”

“妈”，我接着又喊了一声。

这声养母听清了，高兴得几乎从窗台上“滚”了下来，一把将我紧紧抱住又亲又喊：“俺闺女会叫妈了，俺闺女会叫妈了！”

她又亲又啃，“宝贝”“宝贝”地叫个不停，那种感动，那种亲昵，那种亲爱，在我懂事之后，无论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

啊！这大概就是母性吧！在我现在也为人母和祖母的时候更深切地体会到：为什么“妈妈”是人类最伟大、最神圣、最亲切、最亲爱的称谓。

二

就是在这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我沉浸在充满了母爱的温馨、幸福中。

光复后至解放这几年，内战爆发，政权更替频繁，公立学校无法连续上课，养母为不让我成为失学的文盲儿童，花钱请了一位私塾老先生教我读书认字，背诵《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等。

我能识一些字和现在能写点什么，就得益于那时和参加工作后的夜校学习。日常生活中，养母用言行教我怎样做人和生活技能。

比如针线活，养母说女红不行，会被人瞧不想，到婆家也会受气，养母教我拆洗、缝补、纳鞋底、绱鞋和刺绣等妇道。结婚后，丈夫和孩子的夏冬便服和鞋等我都做过。

养母还是一位有一定素质和幽默感的人，不是枯燥地只教我干活，常常给我“讲古”(讲故事)和“破昧儿”(猜谜)，想着法的逗我开心。

一天养母看我发闷，喊我，“来，妈给你破昧儿猜。”我一听来了精神，赶紧坐在养母盘着的腿上歪头等着。

“十个老哥上毛山，八人勤快两人闲，雪花飘飘在眼前，是什么？”

我迷惑地摇头表示猜不着。

养母就双手挠头向我：“这是什么？”

我“啊”的一声说：“你把指头说成老哥啦!”

养母笑着说：“我若说手指头那还叫昧儿吗？”

我没猜着不甘心，缠着养母说：“这个不算，再破，再破！”

养母说：“好，再给你破一个。”“三角四角滴溜溜圆，冰凉梆硬热乎粘。”

没等养母说完我就喊：“膏药。”这个简单，我又看见过膏药。

养母亲一下我的脸蛋表扬说：“我闺女聪明。”

我有时也逗养母开心。一天我把一段刀鱼刺贴在墙上喊养母：“妈！妈！你看那大钱串子。”

养母拿笤帚就去拍，我在旁拍手“嘿嘿”一乐，养母知道是我逗她，一戳我的脑门，“你个嘎丫头！”但是我看得出养母心里乐滋滋的。现在想想，就是在这日常平淡的生活中，我沉浸在充满了母爱的温馨、幸福中。

三

经历出卡子的人都经历了人生的一大难。因养母的精心照料，我平安地渡过了这一生死大难。

我8岁的时候，也就是1948年秋，解放战争中的人民解放军处于反攻阶段，围困了被国民党军盘踞的长春。

长时间的围困，断绝了一切粮食和食物的来源，城内很快出现了饥荒，野菜吃光，草根树皮也拿来充饥，饿死人的事不断增加，饥民因抢掠国民党空投粮食和食品被国民党军枪杀的惨剧多有发生。

为了活命，大批饥民扶老携幼纷纷出城。养母带着我和兄嫂(兄15岁结婚，嫂子正在怀孕，养父出卡子前已病饿而死)，就在出城前养母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黄豆炒熟装在一小布袋藏在怀里，捡一些出去能换吃的衣物，带着我们出了城。

在等待放卡子的荒野中，就是养母这一小袋黄豆救了我们的命，使我这已经皮包骨头的小躯壳没有扔在卡子外的荒野中。大概是老天开眼吧，第三天我们就被放出去了。

到了解放区，吃的是没问题了，但养母不让我们吃干的，要我们先喝稀粥，等胃慢慢适应了再慢慢吃饱。

养母是很有经验的女人，饿极之人见着吃的一顿猛吃一定会撑坏的，出卡子的人中被撑坏、撑死的人不少。在卡子内没被饿死，出来后倒撑死了，多么悲哀！经历出卡子的人都经历了人生的一大难。因养母的精心照料，我平安地渡过了这一生死大难。

四

“养育之恩，永志不忘”，刻在碑上，更深藏在心里。

从小在养母像“老抱子”(带雏母鸡的俗称)式的呵护下，长大成人并结婚成家，但她还是时刻挂念着我。

在我生大孩子的时候，正赶上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养母知道我的口粮定量低，怕“坐月子”吃不饱，总把她中午带的饭拿来给我吃。

养母60多岁了还不闲着，找一个给人推销杂货的活，每天奔波劳累可想而知，但她还装得像没事似的，进屋把饭盒往桌上一放，“口干舌燥，这干的吃不下，就是想喝点稀的，我喝你的小米粥，你吃这饭。”

可我心里能不明白吗？

这还不算，一天养母“趔趔趄趄”地挎一筐鸡蛋进门，不时地喘着粗气。肉、奶、蛋在那个时候可说是珍稀之物，百姓很难吃得到，听说地师级干部每个月才供给两斤猪肉，一斤鸡蛋，县处级干部只供应一斤白糖和二斤黄豆，群众戏称肉蛋干部和糖豆干部区分他们的级别。

看着这一筐鸡蛋和养母劳累的样子，我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激动得一下子扑在养母怀里哭了起来。

“妈！多难哪！你是怎么掏弄来的呀！”

养母拍着我的后背，“你看，你看，你现在都是当妈的人了，还像个孩子似的。”

在我的心中，在养母的眼里，我永远是她亲生的孩子，养母的深恩厚情我怎么能忘记呢？养母离我而去，已几十年了，在我为养母立的墓碑上，刻上了“养育之恩，永志不忘”，刻在碑上，更深藏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