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塔”延安：全民抗战，从这里走向胜利

□ 本报记者 党柏峰

“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七七事变”次日，我党便在延安通电全国，“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

追寻红色记忆，那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荡气回肠，纵然70年，国耻难忘，硝烟宛在昨日。

“抗日战争大关头，洛川会议很重要，会址就在冯家村。小巷子，深涝池，还有一颗拴马槐。毛主席，朱指挥，窑洞里头唠江山，会议开了整四天，改编队伍定乾坤，制定统一大纲领，发表抗日救国十条领……”8月25日，洛川会议纪念馆讲解员陈晓云打起快板，生动回望抗战烽火。洛川会议旧址原本是洛川县冯家村的一所私塾小院，如今，历经沧桑的窑洞、土墙仍被完好地保存着。从毛主席挑灯夜读，伏案起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到朱德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大雨中流泪说服战士们换上八路军服装，纪念馆的每一件革命文物、每一张珍贵照片，都让70多年前的历史历历在目。

从杨家岭早晨出发，登宝塔山、捧延河水、转南泥湾、爬清凉山，直到夕阳下的枣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延安是抗日战争的战略“总后方”，更是引领全民族抗战的灯塔，它使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

“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经费的25％以上的钱从事教育事业。”边区财政厅的一份报告表明，延安曾经是我党为全国培养革命干部的主要基地。在这里，党中央先后创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中央党校、女子大学等二三十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数十万革命干部。抗战时期，延安为其他根据地输送的政治、军事干部总数在4万名以上，文化技术干部总数也在数千。在战时紧张、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延安能重视培养干部，在全国也是鲜见的。

“那时的抗大真的很大，说一句玩笑话，不是抗大在延安城中，而是延安城在抗大中。”延安市文物局副局长苏雅琳介绍说，党中央进驻延安时，延安城的居民总数只有5000人左右，而抗大四期的学员就多达5562人。当时延安城的总面积大约2.5平方公里，而抗大的学员队几乎遍布全城，延安城里的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上都住有抗大学员队，甚至连延安大东门的城门楼都成为抗大学员的临时宿舍。后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从前线回到延安，编入抗大四期第六大队，城里住不下，学员们就住到了城外的柳树店等地。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担负着抗战和保卫总后方的双重任务。边区的群众80％以上参加抗日救国群众团体。他们平时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锄奸肃特，战时配合主力军作战、担架运输、护送伤员。在抗战期间，边区军民一直肩负着保卫宜川至神府一线几百里河防的任务。日军曾向河防阵地发动过几十次进攻，其中较大的有7次，兵力少则 两千，多则 一万，但都被击退。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一步。

地瘠、人稀、经济不发达，陕甘宁边区特殊重要的政治地位赋予延安极其艰巨的经济建设任务，一方面要承担庞大的抗战经费供给，另一方面又要加强自身的巩固，对此，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到抗战胜利前，边区已能炼铁、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制造三酸，而棉花、玻璃、陶瓷、纸张、皮革、火柴实现了自给或半给。据1941年到1945年5月统计，共征公粮83.5万余石。抗战八年间，边区还安置退伍残废军人1.5万余人，优待抗属7.97万余人。所以彭德怀说：“边区的劳动人民，是我看到政治上最有觉悟，最有认识的人民。”

巍巍宝塔凝眸岁月，滚滚延河见证历史。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正如美国记者斯蒂所感概的那样：“‘为人民服务’让我感动，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刻化了。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万众瞩目清凉山，试看天下谁能敌！”全民抗战，从延安中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