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进霞：一九九五，点燃我对女性体育研究的激情

关键记忆

2007年，北美体育史学会主席宣布将当年的国际学者奖授予我，介绍词是：“这位获奖人是本协会自设立该奖项以来第一个非北美和欧洲人士，且是最年轻的，还是女性。”在随后的专家报告中，我以“从裹脚残疾到女性冠军：当代世界的中国女性和全球体育”为题，向与会的500名国际学者作了介绍和分析。

■ 口述人：北京大学妇女与体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董进霞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刘霞

我的女性体育研究之路起步于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前夕。约1994年，我正在考虑博士论文的选题，有幸被全国妇联选派作为体育系统的代表，赴约旦观摩西亚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出访让我首次看到西亚女性多姿多彩的生活和她们独特的女性观，也开始意识到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在’95世妇会召开前夕，全国妇联举办的由社会各界女性代表参加的培训班又让我第一次有机会接触体育界之外的女性精英，与她们面对面地探讨中国女性的地位和挑战。这两次的经历燃起了我对体育与女性问题研究的激情，并将自己的博士论文研究锁定在女性、社会和体育之间的关系上。

“引进来、走出去”：我与女性体育研究相互成就

当时，女性体育研究对国内学者来说是陌生的，不少人怀疑这能否成为、以及是否有必要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都认为我的研究有点“旁门左道”。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那会儿，很多人认为男女都这么平等了，还有必要来研究性别吗？在这个时候，我在《体育与科学》1995年4月刊上发表了《布莱顿妇女体育宣言》的译文。布莱顿宣言明确表明支持发展任何能鼓励妇女投身体育运动并体现妇女参与价值的体育文化，其诞生在世界女性体育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对推动体育领域中的男女平等、全世界女性体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还撰写了《当代美国女权主义和妇女体育》《国内外妇女体育研究概观》两篇文章，让我国学者和读者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女性体育的研究动态、趋势和方向。这三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我的女性体育研究之路，而西方对中国体育与性别研究的无知与兴趣，也坚定了我从事女性体育研究的决心。

西方的女性体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个热门话题，应当说我介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正好是西方研究很热、发展很快的时候。还记得我作为一个学生第一次参加在加拿大举办的世界体育社会学大会时，并没有期待会有人来听我的报告，因为分论坛很多，我也没有什么名气，只是个博士生。当时我报告的内容是“中国体育中的社会性别关系：传统性别文化的延续和变迁”，结果当我发言的时候，整个教室坐得满满当当，还有很多人站在后面。大家都对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很感兴趣，很多人对我提了问题。

此后，我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报告关于中国女性体育的研究成果，用英文在国际知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关于中国女性体育的文章。我的英文专著《新中国的女性、社会和体育》于2003年由伦敦一家出版社出版，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之后，我多次应国际组织和国外大学的邀请，赴希腊、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或地区讲学或做报告，在国际上逐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为数有限的几位研究中国女性体育的学者之一。2007年，北美体育史学会主席宣布将当年的国际学者奖授予我，他的介绍词是：“这位获奖人是本协会自设立该奖项以来第一个非北美和欧洲人士，且是最年轻的，还是女性。”在随后的专家报告中，我以“从裹脚残疾到女性冠军：当代世界的中国女性和全球体育”为题，就中国女性在近一个世纪的历程中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女性地位和女性体育之间的复杂关系，向与会的500名国际学者作了介绍和分析。很显然，女性体育的研究为我赢得了荣誉。

在国际论坛为北京奥运会正名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盛会，对于体育及性别研究而言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作为一名高校体育教师，为北京奥运会增砖添瓦责无旁贷。除了在国家体育馆参与奥运会体操竞赛团队的管理和服务外，我还在多个场合做了有关女性与奥运的报告，进一步借助世界对北京奥运会关注的热度来推动社会各界对女性体育研究的关注。

除了主动宣讲北京奥运会对于女性生活方方面面的改变外，我还注意聆听国外研究中对北京奥运会影响的争议点，以个人理解以正视听。不可否认，北京奥运会给我国留下了不少的遗产，但这种遗产是长期的还是一闪而过的？在境外一直有争议。

我记得2011年去古巴参加的社会学大会上，主报告大厅里有一个报告人就讲到北京奥运会对北京群众体育发展没有什么好的影响，甚至有负面影响。我本来是坐在那里听的，实在听不下去了，就举手站起来反驳了这个报告人。我列举了很多数据强调，北京奥运会后群众体育出现了快速的发展，包括很多体育场馆对公众开放，各种俱乐部自愿付费参与的人数也大大增加。奥运会促进了人们对于体育的认识，对体育参与的重要性的认知，并吸引了大量的媒体宣传。报告者又认为可能因为奥运会的很多钱用在了北京，就只有北京的群众体育增加了。我就再次反驳说，不管是意识层面还是实际层面，这种连续几年的奥林匹克教育，包括媒体教育等等，都提高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及知识增长。我认为，当境外对我们一些事情存疑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事实有理有据地去说明，或者直接让他们看到，那么他们也就会转变态度。前段时间，台湾的妇女代表团来大陆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广场舞、晨练这么流行，她们都表示没想到，很吃惊。

女性体育研究队伍的壮大与挑战

令人欣喜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寥寥几人的女性体育研究者到今天的发展壮大，这支队伍不仅证明着女性体育研究不是“旁门左道”，而且成为体育研究中不可缺乏的部分。2005年后我国女性体育的研究规模日益壮大，在2005年~2010年间我国以女性体育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和硕士论文达50篇以上。学者从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等众多视角来讨论不同层次、阶层和职业等女性体育参与的现状、面临的障碍和应采取的对策等。研究生的参与和学位论文的撰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女性体育研究的质量，丰富了研究内容，使研究视角更为多元化，更培养了一批女性体育研究的后来人。而我所在的北大妇女体育研究中心自2002年成立以来，先后出版了《女性与体育：历史的透视》《女性、文化、体育研究动态》《新中国的妇女、体育和社会：顶起大半边天》等著作，在国内逐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成果两次获得全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

纵观中国的女性体育研究，我们依然还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需要回答。比如长期以来有关中小学分性别的体育教育研究一直稀缺。原因是复杂的，一来，小学生对于性别的区别还不明晰，深入访谈也不能保证研究的准确性。二来，初中生忙碌于学业，体育教育成为边缘内容不太被重视，其相关的研究也被边缘化。但是我们说刻板印象是从孩童时期养成的，在体育这个男女分化严重的领域里，如何突破这种刻板印象，如何促进女童养成体育锻炼的好习惯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我相信，女性体育研究的前景广阔，我将继续为之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