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老所不仅缺钱还缺专业服务

靑海省西宁市北川河东路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内，几名“入托”老人在吃晚饭。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开在北京回龙观龙禧苑二区一栋居民楼里的托老所。

编者按

作为 “居家式社区养老”新模式，社区托老所被视为北京居家养老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然而，据了解，北京全市的托老所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社区托老所是应付、摆设，而另一半则运营艰难。为什么生存如此艰难？是什么阻挡了这一惠民场所的发展之路呢？

□ 本报记者 周韵曦

2010年伊始，在北京各个社区中，有一种被称为“托老所”的微型养老机构遍地开花。托老所的急速发展得益于2009年年底由北京市民政局、市残联共同发布的《关于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作为 “居家式社区养老”新模式，社区托老所被视为北京居家养老体系的重要支撑之一，强化社区养老服务功能。相较于养老院，社区托老可以让老人居住在熟悉的生活环境里，同时享受到专业人员的服务。据《办法》要求，北京市将于2010年开始建设托老所，并计划3年内让托老所在全市社区全覆盖。但很快，由于《办法》不久便要求各个街道社区在当年“五一”前实现托老所全覆盖，这种“急行军”式的建设给托老所的发展埋下了病灶。据业内人士反映，全市托老所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社区托老所是应付、摆设。”而另一半则运营艰难。

不计效果落地 多为工作任务

今年86岁、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翠城馨园小区的高大爷，今年年初刚刚从垡头居委会开办的社区托老所转到了垡头养老服务中心，这家坐落在垡头一区的养老服务中心由街道办事处提供场所，以公建民营的方式由爱侬家政公司承担垡头北部区域老人的托老需求。

转入垡头养老服务中心之前，高大爷在垡头社区托老所已经吃了十年的小饭桌，而社区托老所最终办不下去关门，是他转入养老服务中心的主要原因。他告诉记者，如果把两处做对比，根据实际情况，“垡头社区托老所跟这比不了，因为不是专业的。”

据高大爷回忆，先前社区托老所仅有一个工作人员，还是街道退休下来的，就这一个人负责打扫、做饭，美其名曰“所长”。社区托老所的条件也很简陋，就开在社区居委会的一楼，“床位很少，中午还要把沙发当床供老人们休息一下。”也正因为人手、条件不足，社区托老所仅能提供小饭桌和午休服务。

“不好说社区重视不重视，关键是没有人力。客观条件不允许。”高大爷告诉记者。虽然客观条件不好，但随着时间推移，社区托老所的费用却由一天20元逐渐涨到了一天60元。由于社区托老所经营管理不善，在社区托老所吃小饭桌的老人也由最初的十七八人，到最后仅剩高大爷一人。“他一人做，我一人吃。”

其实，垡头社区托老所创办时间较早，还是北京市的典型单位。高大爷告诉记者，2010年，看到社区托老所经营不良，上面领导还多次走访、动员离开的老人们重回托老所，然而这种动员并没能扭转社区托老所关张的命运。

也就是在2010年，在政策倡导下，北京市各街道、社区的托老所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短短几年时间全市托老所的数量便达到近4000家。然而起步时不计效果的落地，使得大部分托老所最初设定的多种照料功能未能正常发挥。

据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办托老所对很多社区来说只是“工作任务”。“现在一个小小的社区居委会，都挂了很多牌子，什么养老服务中心、外地流动人口管理中心等等，有的一个小居委会能挂十多块牌子。但对办托老所来说，哪怕硬件条件再好，最重要的还是专业服务。”因此，“当时按照要求设立床位的托老所，床位后来要么撤掉，要么空置，其中朝阳区至少有2/3的托老所没有床位。”

还有一些社区为了应付检查，临时在社区办公大厅上层加建一层作为托老所，摆两张床以应付检查， “至少有一半以上社区的托老所是应付、摆设。”

北京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坦言，目前北京市近4000家托老所中，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是“空壳”托老所，没有实际的服务内容。这在业内都已是公开的秘密。

政策不明 身份难落实

由于政策的缺失，很多托老所还因无法注册等困难而艰难运营或关张。

“80后”小伙陈萌在北京市回龙观开办的福寿托老所是北京第一家个人开办的托老所，从2011年开办至今已服务过近40位老人。虽然托老所的服务深受政府和社区的肯定，但一路走来，福寿托老所的未来仍不明晰。

2009年，虽然有政策鼓励个人利用闲散资金、社区住房等创办床位在10张左右的小型托老所，但两年过去，由个人创办的托老所仍凤毛麟角。

2011年，陈萌以个人身份创办福寿托老所，一开始便受到政府的关注，但随着福寿托老所的慢慢发展，“不管是我还是政府，都发现一些阻碍托老所发展的问题。”陈萌表示。

他发现，2013年开始，北京市的一些政策更倾向于支持社区养老中心，“要求今明两年时间里，各个街道都要开办社区养老中心。”这种政策的倾向，“长远看来对托老所的发展会有影响。”

通过对比国外数据，陈萌认为，能发挥有效功能的更是这种细胞型的、能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托老所。“规模小、灵活，利用现有住房就能解决，能深入社区。小而精，能让老人享受到高水平的护理。”

在他看来，真正需要依托机构养老的都是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人，“如果不能就近提供照护服务，老人不愿意来，因为解决不了最实在的问题。”

以回龙观为例，附近有公园，小区里有各种社区、居委会组织的活动，能够满足自理老人的业余生活。还有一些自理老人还要看看孩子，出去玩玩，对机构需求特别少。

福寿托老所开办初期，陈萌也曾很“理想”，“一个大客厅作为活动中心，给老人买了象棋、扑克等，但3个月都没有人来。”他告诉记者，“老人觉得新鲜，过来看一看，问一问，但最终扑克牌都没有开封。”

咨询中，家属和老人对陈萌提供的活动设施并不感兴趣，他们需要的是能对半自理、不自理老人提供专业服务的托老所。通过跟居民的沟通，陈萌果断转变了托老所的服务对象，很快托老所的十余张床位便住满了。

虽然住进了老人，但陈萌还面临更大的难题：个人开办的托老所无法注册。陈萌告诉记者，2009年虽然政府出台了引导性的政策，但配套的法律流程等都没有出来。2011年陈萌曾找到民政局要求注册，但托老所是否归民政局管并不明晰。为了注册，陈萌在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工商局等单位来回奔波，始终没能成功。“每个部门都没有这套注册流程。”陈萌说。

2013年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施行，第二年北京市政府便据此出台了北京市的相关保障条例，其中明确了托老所归民政局管理，但注册的相关手续陈萌仍无法办理。

“去民政局咨询得知，注册需要消防、卫生等文件。得知托老所开在社区，消防表示小区是民住房，不归他们管，让找基建部门。找到基建部门，又说开发商这么多年变更、重组，很难找到。终于找到开发商，问他们要10年前的消防安全文件，对方表示当初有没有这样的证明都搞不清楚。”但对陈萌来说，少一个文件，民政局就没法注册。

无法注册，对福寿托老所的营业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有的老人单位有养老补贴，但需要机构开发票，我就没法提供。还有信任问题，很多家属咨询的时候，看到我儿这连个资质都没有，还是很顾虑。”

难以盈利 托老所难以为继

福寿托老所开办4年来，陈萌刚能保持微利，但这对于托老所来说已属不易。“第一年每个月房租好几千，确确实实觉得特别难。” 而且“自始至终民政局都表示，没有补贴。”

2011年年底，昌平区老龄委来福寿托老所参观，看到老人被照顾得不错，以及托老所的现实困难，他们想方设法帮陈萌申请了一些住房补贴。第二年，随着口碑传播，老人入住率上来了，陈萌才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头一年不是政府扶持了一下，很难坚持下来。”

也曾有不少人闻风而来咨询，“聊天中不是问如何护理，而是问怎么拿补贴，能补贴多少。”但得知是先有成果，才可能有微薄补贴后，没有一个咨询者投入其中。

在陈萌看来，大部分托老所难以为继，一是规模太小，二是所有养老行业都面临的护工短缺问题，三是人工成本太高。

开办头两年，陈萌自己就是护工。2013年开始招护工后，也仅有一个护工稳定到了现在。“待遇得保证，不然就跑了。”

在福寿托老所，老人的全托费用基本等于护工的工资：3000~3500元。

虽然从2013年开始，民政局对托老所的床位补贴进行了规范，一个月一个床位补贴300元，但陈萌一直没能拿到这笔钱。

但家属对价格的要求仍是“越低越好”，甚至有家属表示陈萌这里太贵，外面才2000多元，“那都到延庆了”，陈萌并不认同。

“国家办的养老院费用低，那得益于政府的高额补贴。而个人办的托老所盈利才能维持运营，如果仅仅是维持，那护理水平、硬件环境都很难维持。”

难以盈利，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企业开办托老所都是最现实的问题。曾在金隅嘉业高碑店社区托老所任院长的史春凤告诉记者：“企业做养老肯定是想挣钱、盈利。”

高碑店社区托老所针对自理老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月3000多元，开办近一年来，托老所的五十几张床位仅入住了十几位老人。“单靠这些床位盈利很难，还要搭配其他服务。”2013年，陈萌也开起了老年餐桌，以补贴托老所。

虽然很多老年人的消费观念还不能跟上当下的养老现实，但为了托老所能存活下去，陈萌和史春凤持有相同意见：不可能降价，因为成本就在这。

在陈萌看来，虽然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但实际生活中，这种感受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明显。“目前中国只是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或者说进入老龄化社会的速度比较快，但何时能进入成熟期尚且预见不到”，但他可以肯定的是，“养老进入成熟期，必然是机构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