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虹：我相信，我们拥有改变的力量

关键记忆

我总以’95世妇会给我的影响来鼓励学生，当我在开幕式上听到4万妇女的“呃嗬”声浪一波波传递开来，最后汇成山呼海啸般的声音，我意识到了全球有那么多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意识到这一点，你不会觉得孤立，不会觉得无力，你会因此而感到力量。我希望自己开设的性别课程，不仅仅是揭示、批判不合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发现自身能动的一面。

■ 口述人：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 院教授 金一虹

■ 访谈、整理人：本报记者 南储鑫

在研究和行动干预之间找到结合点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做妇女和性别研究的，但当时并不懂得女性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而是从妇女问题开始的，因为改革开放引发了许多妇女问题，特别是“妇女回家”引发的争论。

开始做性别和妇女研究的时候，相当程度上还是出于“业余爱好”，因为我那时在省哲学所做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但逐渐地对社会的兴趣远远超出了自然哲学。有时我会显得“不务正业”、不能沉下心来做正儿八经的研究。我对社会不平等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关切，这大概也与我的性别身份有关。

就’95世妇会而言，很重要的是参与的过程。我们都觉得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历程，一种全新的过程。很多中国妇女还会把世妇会说成“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我们习惯于层层推举出正式代表，代表们认真开会，分组讨论……所以面对那种草根组织众声喧哗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无序无规”但又争先恐后地参与，开始“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那时我知道了什么叫女性主义运动的多样性，知道参与的多样性和普遍意义。很多同伴说，’95世妇会改变了她们的人生，有的在’95世妇会之后成了妇女活动家，轰轰烈烈，多姿多彩，做出一番事业，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研究者，我没有成为活动家。因为自知没有那样的组织行动能力，没那么大的能量。且研究是我的兴趣，但是从此我已不再是一个纯做学术的研究者了，性别/妇女进入我的视界，我也被卷入与妇女发展乃至人的解放相关的运动进程，不是看客，不是路人，而是让为实现性别平等和性别公正目标的行动成为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

这个目标是如此宏大，又如此艰巨，正如女性主义的一句名言：“妇女解放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对我这样一个普通、生涯有限的研究者，如何践行，如何介入到这一漫长的革命之中？除了通过本土化的研究，不断去揭示性别关系中的权力关系和产生这种等级化的结构性原因，使女性主义理论实现在地化之外，我自己所能做的是，在研究和传播、行动干预方面，尽其所能。

激励学生相信自己能推动社会变革

我到高校工作后，对传播女性主义有了更大动力和自觉。’95世妇会也成为我对有志于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鼓励和支持的重要契机。我给学生讲课多了点致力于传播女性主义的自觉。我从进入南师的第一年开始就开设社会性别的课程，而且一学期一次，开得很频繁。开大课虽然是一件很累人的事，但我就是觉得参加过’95世妇会的人，理应有一份传播性别平等理念的责任。这场漫长的革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今天青年学子的性别观念，将影响未来社会的性别意识和社会主流。我并无把学生都培养成女权主义者的意图，但是，她/他们应该接受性别平等和公平正义理念的洗礼，这是文明社会公民应该有的素养。

在教学中，会有学生对我说，我们了解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又能怎么样？这就是现实！你把很残酷的一面揭示出来，我们又无力去改变，那不是更痛苦吗?这样揭示有何用？一些女生原来感觉挺好的，因为在校园里面还是相对公平的，女生甚至有一定的优势，她们没觉得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受到歧视。我的课总是要让学生看到，对于不平等的性别关系，我们还是有一点改变的力量的。重要的是行动、发声，你在行动中，就能知道我们是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的。

我总以’95世妇会给我的影响来鼓励学生，当我在开幕式上听到4万妇女的“呃嗬”声浪一波波传递开来，最后汇成山呼海啸般的声音，我意识到了全球有那么多人都在为一个共同目标奋斗。意识到这一点，你不会觉得孤立，不会觉得无力，你会因此而感到力量。我希望自己开设的性别课程，不仅仅是揭示、批判不合理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们发现自身能动的一面。总之，女性主义课堂应该是传播性别平等理念的课堂，使学生通过上这门课，发现自己是有力量的，破茧化蝶的力量。

但是，在中国女性主义有点被妖魔化了，其实是夸张了女性主义与男性不合作的那一面，看不到它那种批判精神的价值。我们学校算是比较重视女性/性别研究的，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就做了很多学科建设，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争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全国就中华女子学院有一个女性学系。我们当时为了在南师也申请女性学系，花了很多时间，但每次都会有很大的阻力。而且我们在学校讨论的时候，那些男性评委觉得很好笑，说：“要设女性学？是不是还要设置一个男性学？”然后就是众人哄堂大笑。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到最后变成笑料一样。到现在为止，本科的女性学专业还是没有申请下来，但是也有一个突破，就是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在教育学学科下面开设了女性与教育硕士点的研究方向，这在全国还是第一家。

关注现实，让理论研究更有生命力

上世纪80年代我参加妇联组织的问题讨论时，女性正开始面临就业难，我当时提出最影响她们就业的就是生育。生育行为好像是私人化的，但它实际上是社会性的，女性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没有得到肯定，要解决女性就业难的问题，办法就是要让生育具有社会性，要有一点社会补偿。恐怕任何一方承担都不行，于是我建议社会、企业、个人和家庭各承担一点。这是我比较早提出来的，但不是很规范的政策建议。

1989年，我指出了农业劳动女性化这样一个趋势，1990年发表了相关论文，应该是国内最早的。但那时还是基于文献数据，还没下过乡。直到上世纪90年代开始沉下心扎下根做农村性别关系变迁的研究，沉迷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比较满意自己的一本书是《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性别研究》。之后，《“铁姑娘”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也获得了不错的评价，还被介绍到国外出版。匿名评审人员说，好多年没有读到这么有厚度的书了。匿名评审对我的褒扬让我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

我不是一个纯书斋里的人，也不是一个局限于课堂的人，有机会的话，也参与妇女运动，同时也鼓励同学的参与。因此，也争取一些项目，包括反对对女童暴力、打击以劳动剥削为目的的拐卖妇女儿童、新市民之家等项目，让更多的学生参加，希望她们不仅仅关注个人的命运，也多一点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多一点对那些女童、流动女童、失学女童、遭遇暴力的女童的关注，意识到受到高等教育的女生对弱势群体的责任。这是我教学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社会变革和研究是密切联系的，参与了社会变革的活动，才会让理论研究更有生命力，对理论的研究也会让我对社会变革的活动有更多的思考，这是相辅相成的，这大概就是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