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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上世纪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保持单身的大学生（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渐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这种现象不仅引起了父母的担忧，更受到了政府的关注。
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这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这次事件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坚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变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婚恋状况。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回顾了“婚嫁大辩论”的前因后果。在他看来，不论是“棒喝”那些不愿娶高学历女性的精英男士，还是由政府出面当“红娘”，甚至用税务优惠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都是为了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人才。以下是回忆录节选：
推动“婚嫁大辩论”
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们。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2/3小姑独处。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岁、16岁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
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的恐慌。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一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O”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个，小学程度2.3个，没上过学的4.4个……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新政策引起非大学毕业母亲的不满原是意料中事，毕竟她们会比较吃亏。但是，令我和吴庆瑞始料不及的是，连大学毕业的母亲也提出抗议，甚至不愿意接受这种优先权。不过，年轻的男士们总算把话给听了进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进度始终快不起来。大选过后，我同意放手让继吴庆瑞接任教育部长的陈庆炎改变原来的决定，撤销大学毕业母亲所享有的特权……
已婚妇女获税务优惠
取而代之，我给予已婚妇女特别所得税优惠——这次以大学、理工学院、“A”水准和“O”水准毕业生为对象，扩大范围，避免过于强调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这些妇女本人或者她们的丈夫，就能获得可观的特别税金回扣。这个税金优惠果然使更多妇女生育第三或第四个孩子……
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来得高。也有越来越多女性大学毕业生愿意下嫁非大学毕业的男士，不再保持单身。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实在并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吴庆瑞所说的，要改变这个文化差异的过程非常漫长，感性的一面却叫我无法接受我们不能更快一些让男士们觉悟，消除偏见。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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