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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秦交锋 姜琳
邵鲁文 王菲菲
仿佛是命运之手突然重重推了一下，他们身后平日看起来坚实、安全的土地，瞬间裂变为无形的“深谷”，令其与家人深深跌落。
2020年年底，饿了么骑手韩某在送餐途中猝死。2000元人道主义赔偿、3万元商业意外险赔偿，是家属一开始获得的赔偿。事件引发广泛关注后，饿了么最终给予韩某家属60万元抚恤金。但对于韩某的妻子王某来说，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未来依然充满忧虑……
2020年5月27日，54岁的家政服务员孟华在北京一雇主家打扫卫生，不慎从凳子上跌落受伤，到医院一查股骨头摔成三截。出了事，家政公司不管，雇主也不管。反复找了家政公司多次，最后老板给1000元了事……
虽然从事的工作不同，但韩某与孟华在我国就业政策统计口径中有一个共同身份：灵活就业人员。根据权威统计，全国2亿左右灵活就业人员中的绝大部分，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他们一旦因工伤亡，后续救治、抚恤、赔偿等保障力度不够，会陷入各种维权纠纷，令个人与家庭遭遇不可承受之重。
对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称，将抓紧填补新业态人员劳动和社会保障政策的空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模式的思路，具体政策办法将适时推出。
约四成城镇就业人口没有参加工伤保险
外卖骑手、个体小店老板、装修工、保洁人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大量在城市里辛苦奔波的劳动者，构成了灵活就业从业人员群体。
人社部相关负责人去年8月曾透露，我国灵活就业人数在2亿人左右。去年一季度，在疫情冲击的背景下，灵活就业人数增长20%左右。根据现行政策，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无法加入工伤保险。
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稳定劳动关系基础上的。依据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工伤保险的参保对象，是我国境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和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职工或者雇工，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
然而，灵活就业人员与从业单位之间的关系，却属于非稳定劳动关系。尤其快递员、外卖员等与从业平台之间的关系，更是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
很多外卖骑手是通过蜂鸟众包平台得到工作机会的。记者尝试在韩某所属的蜂鸟众包注册，发现如果要成为该平台的骑手，须阅读3个相关协议和承诺书。其中，《蜂鸟众包用户协议》的一项特别提示明确表示：蜂鸟众包仅提供“信息撮合服务”，用户与蜂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或雇佣关系。
据了解，按照多地现行政策，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可以在个人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但是无法参加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替代性商业保险能覆盖工伤需求吗？
无法参加工伤保险，但工作中出现的意外伤亡却防不胜防。近两年，灵活就业群体中的交通事故、猝死等工伤事件屡次引发公众关注。
尤其是意外交通风险，一直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的痛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2019版）显示，在一项有1692份有效样本的调查中，43.32%的快递小哥有时会遇到交通安全问题，10.87%的一直以来都有交通安全问题，9.16%的经常遇到交通安全问题。
人社部的调研显示，在缺少工伤保险的背景下，多数平台企业都通过购买商业保险实现其从业人员的职业伤害保障。
例如，美团配送在官网的“成为骑手”栏目中对骑手相关保险介绍称，众包骑手保险由骑手个人向保险公司缴纳，是个人意外险与第三者责任险的集合；加盟骑手是雇主责任险与第三者责任险的集合。
记者对比多份灵活就业人员购买的商业保险发现，各个平台、各类行业的保障力度和水平均差异较大。与工伤保险相比，灵活从业人员购买的商业险普遍附加值低、保障力度小。
以韩某为例，如果参加了工伤保险，其因工死亡后家属可获得的补偿包括：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丧葬补助金，标准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另外，其近亲属还可以每月获得一定的供养亲属抚恤金。根据相关标准计算，仅前两项相加就近90万元，大于目前所获得的补偿。
艰难的维权之路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灵活就业人员一旦发生工伤，常常会与单位、保险公司等发生纠纷，维权过程往往漫长、艰辛。
受伤员工与用工单位发生工伤纠纷的重要争议，是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记者梳理发现，如果骑手在平台注册成为一名众包员，法院通常认定双方并未就形成劳动关系达成合意，骑手的诉求也被驳回。
人社部在2019年9月份对一份全国政协委员的提案中答复，平台企业与平台从业人员之间呈现出灵活、复杂的用工特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当前仲裁、司法实践和理论界意见均不统一。
外卖、快递人员工伤纠纷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员工受到伤害时，是否处于工作场地、工作岗位、工作时间。与在其他企业工作的劳动者相比，平台从业人员通过在APP上自主接单等方式承接工作任务，工作自主性大、工作时间自由，这也为工伤认定增加了复杂性。
制度性改善如何推进？
“新业态下，一些劳动者的‘工具性’被放大，而作为人的安全与尊严需要被挤压。这是制度和政策必须正视和努力改善的地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
近几年，灵活就业人员尤其是新业态从业人员的工伤保险问题，已引起主管部门高度关注。人社部多次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相关建议、提案，释放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的相关政策信息。202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均提出开展新业态从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记者注意到，在部委层面调查、论证的同时，地方层面的试点已在不断探索突破。
一种试点思路是，将新业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另一种地方试点是江苏南通、吴江、太仓等地采取的模式，通过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方式建立独立的职业伤害保障。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应系统研究调整社保政策的“有劳动关系才可以缴纳社会保险”基本思路，确立没有劳动关系也可以缴纳工伤保险的政策体系。
北京大成（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徐莉表示，在共享平台用工日益普及的情况下，建议按使用单位、平台和劳动者个人各缴一部分方式，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工伤保险问题；在司法层面可对共享经济网络平台和就业人员的劳动关系成立条件，明确边界、统一标准，便于劳动者和用工者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郑秉文说，在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过程中，可以运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精确评估不同行业灵活就业群体的工伤风险，合理确定保费费率，既保证保险的覆盖面、可及性，也不大幅增加企业的负担，保持经济的活力。
（参与记者 李紫薇 张子琪 郑生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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