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纳特·贝特尔曼：“我爱故我在”

在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展出的刀—玫瑰。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艺术史每天都在被改写。这种“改写”有时是隐形的，因为尽管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艺术，但有些艺术在其问世之初却并不一定为同时代的人所重视和接受，随着时间上的“距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这些曾被忽视或低估的作品方显现出其越来越重要的价值。奥地利视觉艺术家雷纳特·贝特尔曼（Renate Bertlmann，生于1943年）的艺术便属于这一类。

贝特尔曼通常被视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但她的前卫艺术创作却是在学院里孕育的。她1964年考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与传统手工艺，在校期间接触到维也纳行动主义、激浪派艺术以及伍尔夫和波伏娃等人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毕业后留校任职12年（1970—1982），负责教授构图和各种绘画技巧。与此同时，她还为《独立妇女行动》杂志提供文字和图像。1969年，她以自己的身体为媒介，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自拍，创作出《变身》系列，通过对性别与社会性别、身份与社会身份进行分析，探索个人和集体记忆的空间，向女性身份的传统界定提出质疑。这些作品在当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在1980年代却凭借几乎相同的自拍摄影而享誉全球。

自1970年代初以来，贝特尔曼就始终围绕着性、爱、性别主义、菲勒斯中心主义等主题进行创作，她利用智慧和黑色幽默，通过绘画、雕塑、素描、拼贴画、文字、摄影、电影、装置、表演和其他方式探讨这些问题，并不断进行非艺术性媒介和材料的多元化实验，以扩展艺术的外延与内涵。1973年，贝特尔曼在维也纳艺术家之家举办了首次个展，她通过在展览之际写下的文字“为什么不画花？”，呼吁女性艺术家将女性味带入艺术世界。这也表明了她与1970年代其他女性主义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她从一开始就不刻意回避温柔的女性特质，并常以与众不同的幽默感描述女性的欲望；她也不局限于对特定的女性美学的追求，甚至有时会滑入男性角色，经常用带来感官享受的物品，例如避孕套和安抚奶嘴等将性与童趣相联系的现成品来模糊性的界限。她不避讳禁忌与尴尬，也不惧怕媚俗，她几乎是以一种愉悦的姿态拆除父权制社会男性力量和荣耀的烙印。当时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呼吁专注于纯女性主义，因而对这种模糊不清的态度多有批评，但如今，女性艺术家却有意识地拒绝强调其性别身份，因此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种基于平等观念的带有讽刺性的浪漫主义女性主义艺术已彰显出特殊的价值。

1976年，贝特尔曼与琳达·克里斯塔内尔共同创立了“BC-共同体”,尝试利用超8摄像机相互拍摄。1978年，她开始将“我爱故我在”作为其艺术创作的座右铭，她从女性的明确角度出发，以“爱”替代“普遍怀疑”，不仅挑战了仅基于逻辑的哲学，也挑战了试图通过道德规范将灵魂与肉体隔离开的神学，以及重视力比多而排斥精神的心理学理论。此外，她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分为“色情”“反讽”和“乌托邦”三个主题，它们相互渗透且相互依存，意味着灵与肉在不可分割的整体中的等同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贝特尔曼的作品变得更加直接，更具讽刺意味和侵略性，例如在1982年创作的摄影作品《奶嘴刀手》中，艺术家双手的十个指尖套上了奶嘴，手术刀由内向外从奶嘴上面刺出，艺术家利用这种安抚与威胁并存的矛盾强化了作品的视觉魅力；再如作于1985年的《奉献物》, 尖锐的刀从心形躯干上的两个乳房之一中刺出，意想不到的伤害成为针对男性淫荡目光的脆弱的威胁。贝尔特曼本人在描述自己的作品时经常使用“风险美学”一词，在这类作品中，我们的确看到了审美与观念在刀尖上的融合。

2019年，贝特尔曼代表奥地利参加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以“我持异议故我在”命名的国家馆展览由三个部分组成：位于展馆正面几乎与展馆外墙等宽的雕塑“我爱故我在”、展馆内贝特尔曼几十年来进行艺术实践的图像陈列以及后院用312支被尖刀刺穿的玫瑰构成的装置（红色玫瑰花均以威尼斯穆拉诺岛特有的手工玻璃工艺制成）。艺术家试图通过对哲学命题的重复修改，消除理性的至高无上，讲述自己和世界之间相互尊重和温柔以待的关系。

爱是贝特尔曼反叛的世界观中最内在、最温柔、最坚韧和最富有诗意的领域，通过它，人类的荒谬和矛盾得以最深刻的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