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驱动下女性工作发展新趋势

编者按

数字化进程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拉开了变革的序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劳动和社会生活。这一巨变对于女性劳动就业和工作模式乃至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基于对这一议题的共同关注，“未来工作中的女性”系列主题研讨会，近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围绕“数字化进程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化影响”“技术变革为女性就业带来的深度影响”“数字化时代如何坚持平等价值”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 杨笛 司艺旋 赵媛

数字化进程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拉开了变革的序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劳动和社会生活，这一巨变对于女性劳动就业和工作模式乃至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基于对这一议题的共同关注，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共同主办“未来工作中的女性”系列主题研讨会。2020年11月28-29日举办了这一系列研讨的第一次会议。除双方主办单位的负责人和研究团队外，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南大学和中华女子学院等高校的研究者、德国工会联合会结构就业和教育政策平等项目、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等的30余位专家，以及江苏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江苏省总工会女工部和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相关负责人，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一场跨域研讨。

数字化进程对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化影响

专家们围绕数字化进程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化影响进行了分析：中德双方的专家都描绘了两国现有就业结构的性别化图景，都提出现实存在着职业和行业的性别隔离，并认为这种隔离状况如不能改变，在数字技术的巨大冲击面前将意味着女性面临更大的风险。

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亚历桑德拉· 谢勒（Alexandra Scheele）介绍了德国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情况。她提出，德国的女性和男性通常会选择所谓“女性化”/“男性化”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影响了她/他们的职业选择。此外，女性由于承担了更多的无偿护理和家务劳动，所以通常会受到市场的排斥，只能做兼职工作或中断就业。

中华女子学院刘伯红教授分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中性别隔离现象与教育专业分布中性别隔离的高度相关性后，认为：由于高等教育未能改变男性集中于理工、女性偏重人文社会科学的性别隔离，造成在STEM（科研、技术、工程、数学）高端领域中女性的缺失，形成了学科专业的性别鸿沟。而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在国际劳动力市场上，所谓“适合男性”的工作是所谓“适合女性”工作的7倍。若不能打破教育与就业领域中基于性别的隔离与歧视，随着自动化、智能化的发展，女性在未来很可能在变动的劳动市场中遭受更多被排斥和结构性失业。

一些学者则对数字化技术对未来工作领域的影响持谨慎乐观的观点，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对就业的影响，除具有破坏效应、替代效应外还具有创造效应。南京师范大学的张戌凡教授认为：在科技形成对某些劳动的替代效应以及全球产业转移影响下，虽然一些劳动密集型的岗位在消失中，但新的职业也在不断被创造出来。如仅2020年一年由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督总局、国家统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的如“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等新职业就有9个，且自2004年以来，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正式就向社会发布了十三批新职业，共计135个新职业。

那么在这种职业的不断消失和创生中，男性和女性哪一群体更容易失去工作，哪一群体更能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赵媛院长借鉴美国学者弗雷（Frey）和奥斯本（Osborne）的研究，将中国的职业大类依据被替代概率分为高风险职业和低风险职业两大类，并运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面板数据，对两大类职业的性别结构进行分析后，得出：人工智能对女性的替代概率小于男性，且新业态和新需求领域，特别是数字平台给予了女性更多发挥自身优势的机会。技术进步缩短了性别发展的鸿沟，使得女性有更多机会进入传统的男性就业领域中。

技术变革为女性就业带来的深度影响

与技术乐观主义不同，女性主义学者对技术变革带来的深度影响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她们认为数字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变革本身并不自然带来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

德国L&R社会研究所研究员娜佳·贝格曼（Nadja Bergmann）介绍了工业4.0和数字化对德国就业的影响。她揭示德国的劳动力市场也有所谓女性职业和男性职业的区隔。总体而言，女性从事的职业范围比男性要窄，特别是女性在信息领域就业人数不足。总趋向是由工业4.0的驱动带来职业领域的蓬勃发展，但也使信息技术成为了男性主导的行业，这造成收入的性别差距不断加剧、女性劳动更为边缘的风险。

而中山大学的裴谕新副教授和北京大学佟新教授则以自己的实证研究说明：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为一部分中国女性通过平台创业提供了新的空间，也为底层妇女灵活就业提供了机会，但女性是在就业的脆弱性等结构性不利情况下，通过自主经营、自我组织、“自我剥削”和自我激励的方式，充分发挥了女性的主体性，创造出一种兼顾家庭-工作的生计模式。

与会者在讨论中还指出：技术变革对女性工作的冲击不仅仅表现于工作岗位的消失或创立，还表现在劳动组织形式和工作模式的变化。移动互联网/数字经济为在家从事照料劳动的女性提供了零工或兼职工作的可能，但是在工作灵活性的背后是就业的高度不稳定和经济地位的脆弱性。德国的学者在讨论中也指出，在德国70%的妇女是采取兼职的方式工作，而男性则80%在工作场所工作。德国工会联合会结构、就业和教育政策中的平等问题等议题负责人玛莱克·里希特 (Mareike Richter)通过数据分析揭示，居家办公模式使得工作与家庭照料中的性别差异更加突出——德国女性实际上承担了更多的家庭照料工作。

数字化时代如何坚持平等价值

从数字化时代科技应坚持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平等价值出发，中德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玛莱克·里希特表示，数字化转型固然可以让人更好地平衡家庭与工作，但必须做出对劳动者友好的安排，必须平等对待男性和女性，且数字化转型不是万能药，过去存在的挑战绝大部分都将依然存在。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当创造对家庭友好的劳动条件和企业文化，在法律、工资政策、企业规章等方面做出相应改变。

佟新教授则提出，需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以家庭为单位的性别分工。深入认识再生产活动的女性化和母职的密集化，寻找和解决限制妇女参与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经济活动的根本因素，要用公共政策推动家庭内性别平等分工。

对未来女性如何既抓住移动物联网和智能化技术提供的机会，又要走出新旧结构调整等因素造成的困局？张戌凡教授将希望寄托于城市发展和管理的人性化。她提出一个既具有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经济韧性、又具有资源公平、社会构成多样的“韧性城市”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下，打造包容性（可支持）的性别文化，利用科技教育来消弭鸿沟，以实现女性政治和经济赋权。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雷伯曼（René Bormann）先生则认为数字化进程已经深刻改变了全人类的职场和社会生活，一方面女性应在充分利用机遇的同时规避负面因素，另一方面社会更应确立并建构以平等和民主为导向的发展目标。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