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和坚守女性学学科建设的中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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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女性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在学术沃土中探索前行，与妇女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是我国女性学稳步发展的基石，也是女性学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高校的女性学研究和教学是“自下而上”启动的。女性学的未来发展既要发挥国家体制政策的支持扶助作用，也要调动高校女性学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高校女性学界要不断“综合创新”，完善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话语体系，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落实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力度。

■ 魏国英

我国女性学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倘若以进入大学招生目录为标志，女性学学科建设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末。在学术沃土中探索前行，与妇女发展实际紧密结合，是我国女性学稳步发展的基石，也是女性学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

高校学者点燃女性学学科建设的火焰

高校的女性学研究和教学是“自下而上”启动的。20世纪80年代，跟随改革开放的步伐，高校女教师走出国门，西方学者进入中国大学校园，有研究兴趣的女教师自发投入到女性研究和教学中，发起组建女性研究机构，进而成立学校间协作组，点燃了高校女性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火焰。1984年北京大学首开“西方女性研究讲座课”，到1995年北大已在全校和相关院系开设了十余门女性研究选修课。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设了有关女性研究的课程。

20世纪末，建立独立的女性学学科，推动女性学进入高等教育体制的呼声日渐明晰和强烈。最早在郑州大学成立女性学研究中心的李小江提出：“如果没有妇女学学科建设，妇女研究就总像一盘散沙，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自己的家园”。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郑必俊认为：“女性研究和教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如果没有女性学学科作为支撑，就很难向主流学科迈进，教学、科研，尤其是人才培养也难以为继，要想长期坚持下去是不可能的。”基于这一认识，北大申请的女性学硕士方向，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率先设立，同年招收首届研究生。此后一些高校纷纷效仿北大模式，至2004年底，普通高校中设立女性学硕士方向的已有6家。2006年，教育部批准中华女子学院设立女性学本科专业，每年招收30名学生。同年，北大的女性学硕士专业方向升格为硕士学位点。2008年，厦门大学在公共管理学院设立女性学研究硕士点，2012年将其升格为跨学科的女性学博士点。至此，女性学本科、硕士、博士三级学位教育被纳入高等教育体系。

国家政策推动女性学学科建设步伐

20世纪90年代，国家给予女性学学科建设“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1994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明确提出：“2000年前逐步在大学开设妇女学选修课。” 1999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提出：“我们应该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妇女学学科建设。”北京市在“九五”教育科研项目中设立了“高校妇女学学科建设”课题，鼓励研究和论证高等院校建立女性学学科的必要性。

进入21世纪，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中，都将女性学学科建设纳入其中，明确提出：“加强妇女理论研究和高等学校女性学学科建设。”“提高女性学学科等级，鼓励高等学校开设女性学专业或女性学课程，培养女性学专业人才。”女性学被提升到国家妇女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之中，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妇女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推动女性学学科更好更快成长。

“双轮驱动”女性学学科持续发展

2020年10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广泛调动社会力量，支持和帮助妇女享有出彩的人生。”这一指导思想也是推进女性学学科建设的行动指南。女性学的未来发展，也要靠“双轮驱动”，既要发挥国家体制政策的支持扶助作用，也要调动高校女性学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当前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发力：

一是高校女性学界要不断“综合创新”，完善女性学的知识系统和话语体系。

“综合”，就是要批判性地提炼、抽取与转化开发各种女性主义和各学科女性分支学科中切合我国女性学研究的理论因子，使之有机地融汇在一个女性学的理论框架和形态之中；“创新”则是从当代我国女性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采用融贯一致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指导，创立出新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形成自己独有的符合实际也符合逻辑的话语系统。这里，还要注意处理好两个关系。

首先要厘清女性学与性别/社会性别学的联系与区别。性别/社会性别分析视角是女性学和性别学都不可或缺的方法，但两个学科有着不同的范畴和概念，“女性学”是关于女性的科学，“性别学”是以性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强调的是对性别制度、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有学者吸取国外的经验，欲将女性学改称为“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这个学理上的愿望是好的。但在“社会性别”这个大概念下，涵盖着男性与女性两个基本类别，倘若把一个子概念与母概念并列起来加以阐述，这个学科逻辑起点的规定就将遇到麻烦，它的概念与体系也将出现某种混乱。

其次，要推动女性学研究与各学科女性分支研究互动共生、并行发展。一方面要推动各学科的女性分支学科研究成为该学科重要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也要促进独立的女性学学科建设。近年来，女性社会学、妇女史学、女性教育学、女性文学、女性人口学等领域成果丰富，为女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土壤。但这些女性分支学科是既有学科的分支，依据的是各自学科的学术规范，还不能直接成为女性学的分支研究。女性学具有跨学科性，但它不是多个学科女性研究的简单“叠加”“集合”或“汇总”，而是融合多学科的认识，归纳出新的概念、术语、假设和方法，形成新的对女性进行解析认识的知识规范。倘若女性学不注重自身知识和理论话语的构建，多着重于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女性研究，那就可能会出现女性学的学科范式在这一过程中不是被发展，而只是作为一个“视角”被消减的弊端。

二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加大落实女性学学科制度建设的力度。

教育主管部门将女性学纳入高等教育体制之内，在条件成熟的高校设置女性学学科体制建制，是当前落实《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体现国家意志的重要方面。只有改变目前高校妇女研究机构多为虚体建制，没有固定编制、没有专职人员、没有固定经费的“三无”局面，才能集结起专门、集中、有机的教学科研队伍，产出有影响力、有学术水平的理论成果。事实上，学科体制机制建设和理论创新是互为依托的。没有理论创新就谈不上学科的进展，没有学科制度建设则难以巩固和实践理论创新的成果。

尽管高校女性学研究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可以预期，探索并始终坚守符合我国国情的女性学学科建设之路，它定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不断走向成熟。 (作者为北京大学校刊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