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职太太”我们尊重但不赞成

□ 刘天红

“燃灯校长”张桂梅因一则反对学生做“全职太太”的采访视频“出圈”了。采访中，张桂梅校长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学生当“全职太太”。她列举了做“全职太太”的弊端——难以实现自身价值、难以被男性平等相待、面对更高的婚姻破裂风险等。短短几句话，再度将“全职太太”引入公众视线。

诚然，“全职太太”为家庭照料和人口再生产付出了艰辛劳动，特别是在当下社会存在密集母职期待、教育竞争激烈且养老育儿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部分女性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从劳动市场上退出，为家庭发展做出个人牺牲，这种劳动和奉献值得尊重，部分网友所呼吁的“全职太太”权益保护议题也值得重视。

即便如此，我们仍认为“全职太太”不是女性的理想选择。回望女性解放历程就会发现，自近代首倡女性权利以来，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参政权就鲜明地写在女性解放的旗帜上，是致力于性别平等的有识之士不断为之奋斗的目标。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被视为是解决“娜拉出走之后”困境的最有力方式。对女性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倡导也都离不开鼓励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实现经济独立的命题。虽然做“全职太太”也有经济价值，但当下这一经济价值尚未得到充分认可，“为家务劳动付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背景下，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确实要冒牺牲经济独立性的风险，而这或会成为反噬女性解放成果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此外，“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参与社会劳动也是充分释放女性潜能和创造力、培育和发展女性领导力，进而提升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决策权的重要途径。倘若女性将自己全部的生命力与创造力都倾注在家庭领域，久而久之，会面临一定的精神和情感压力。在这方面，贝蒂·弗里丹对美国中产阶层家庭主妇的“无名的烦恼”的分析，及20世纪80年代日本家庭主妇所面对的发展困境都可以提供借鉴。当前，在我国，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在各个领域中，都涌现出一批杰出女性人物，“她经济”“她力量”不容小觑。凭借在社会劳动中的开拓进取与杰出表现，女性正在谱写社会价值实现与自我发展的动人篇章。

不容否认，当下女性职场发展中依然面临求职和晋升的性别歧视问题及工作-家庭平衡困境，但这也正构成了我们为之奋斗的动力。时代发展至今，尊重个人的自主选择固然重要，但为争取平等权利而奋斗，为实现自身价值而锐意进取的古典命题依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尽管辞色锋利，张校长的话无疑用朴素平实的语言表达出一名乡村教育工作者对学生们学有所成、做社会栋梁之材的殷殷期待与拳拳之心。尽管对“全职太太”的讨论使得女性发展议题得到公众关注，但抽离张校长此番言论的语境，空泛的讨论“全职太太”或许有失偏颇，正如张校长在视频中所表达的，反对学生们做“全职太太”主要是反对其不珍惜得来不易的受教育机会和成果，而张校长十数年如一日辛勤耕耘的这一领域——贫困女孩受教育问题，恰恰是我们应该十分重视并持续关注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