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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桥村文化活动中心一角。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王蓓 姚改改
□ 见习记者 田梦迪
浙江宁海县桃源街道下桥村党支部书记陈冬娥怎么也没料到，那一年，自己“就算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楚”的事，却被一本“薄薄的小手册”说清楚了——
2012年之前，下桥村人有个共同的心愿：啥时候能把“冬天冻死人，夏天热死人，到处都又脏又臭”的临时菜市场给改造好了。
这也是时任村主任的陈冬娥脑海里一直盘算的念头：“菜市场的简易房，冬冷夏热不说，还危险，一定得尽快改造！”
谁料，“心愿”和“念头”交汇，却在村民代表大会上“碰撞”出了“反效果”：会开了12次，改造议题没通过，蜚短流长早已满天飞：“有的干部挖空心思做工程，不就是想从工程款里捞钱吗，做梦去吧！”
“一心为了百姓却遭到怀疑”，陈冬娥几近崩溃之际，转机出现。
2014年4月，宁海县探路实施《村级小微权力清单三十六条》，为村干部行使权力建立“规则”，“不用我辩解，村干部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重大事项如何决策、招投标如何管理、财务如何管理，手册上都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6条”运行，村干部和村民“心里都亮堂了”，拖了一年没通过的事，两次会一开就干脆利落全票通过。2014年底，在干净整洁的菜市场里买菜的下桥人，一个劲儿地感谢村“两委”，陈冬娥却打心眼儿里感谢“36条”。
“宁海‘36条’，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通过为乡村治理立法，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规范了村级权力运行，加强了乡村党风廉政建设，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效率。”6年多来，带着村民“在小康路上一路狂奔”的陈冬娥，对这项制度的理解越来越深刻。
不只宁海，近年来，在“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全域都正以根植于基层的实践，各具特色的基层治理经验，协调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以“善治”回应2003年习近平同志在诸暨枫桥镇调研时提出的问题：“枫桥经验”目的何在？意义何在？——
而今，在浙江的乡村、社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已日臻完善，在城市，“最多跑一次”的“放管服”改革和“最多跑一地”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夯实的是民富民安并进、和谐发展共赢的社会基础，带来的不只是激情迸发、活力四射的经济发展势头，还有稳如磐石、平安稳定的高品质发展环境。
“枫桥经验”新解——民事民管直抵“民心”
时间回拨至上世纪60年代，浙江绍兴诸暨枫桥镇干群创造“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枫桥经验”由此诞生。
2003年，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的政治意识，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
37岁的陈婉葵，2008年嫁入浙江宁海下桥村，凭着泼辣爽直、敢说敢当的性子当选村民代表，当初村里说要改造菜市场，她连投12次反对票：“谁知道工程里有没有猫儿腻，这么大一笔改造款要怎么花，改造完对村民有什么好处？”
宁海“36条”把19项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和17项便民服务事项“清单式”梳理、规范，围绕36项要点绘制了45张权力行使流程图，明确运行操作流程、运行过程的公开公示、违反规定的责任追究等。为了让老百姓看得懂、易操作，绝大部分工作流程都控制在5个环节左右。
权力运行在阳光下，“村干部和村民‘心里都透亮’，我们干事才能顺当”，如今已是村党支部书记的陈冬娥，带着村民有序推进村庄环境改造，发展商贸业。昔日以编草鞋为生的贫困“城中村”，已“变身”为村民年人均收入十几万元的美丽乡村。
“共享”是浙江诸暨市暨北社区鼎园小区300多户居民这几年引以为傲的两个字。2015年4月，一两位党员居民带头，不定期把自家种的蔬果放在小区南门的“公益菜存放点”，供其他急需的居民免费取用，成为浙江首个居民自发设置的“共享菜篮”。
“5年多来，从共享物质、共享服务的1.0版本，到共享区间、共享时间的2.0版本，再到共享家园、共享和谐的3.0版本，‘共享’模式逐渐成熟，小区居民也在‘共商、共建、共融、共享’中积极投身社区‘微治理’”，见证并引领“共享”模式几次升级的社区书记、主任许国爱说，党员带头、依靠群众解决群众自己的事，增进了邻里感情，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之间的矛盾大幅减少，也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诸暨范本之一。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宁海创新升级“36条”，诸暨“共享”社区不断进阶，宁波象山村民说事“说”出新发展，嘉兴桐乡实施“乡贤+三治融合”工程……“枫桥经验”的内涵在一次次基层创新实践中愈发丰富：从过去单纯的化解矛盾纠纷、维护治安稳定，拓展到乡村、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
依靠群众，民事民管、民事民议，正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以和谐促发展的有力武器。
“只跑一地”全域推广——便民惠民化解民忧
过去，遇到矛盾纠纷，老百姓到不同部门一次次跑腿却“告”不出个结果，是家常便饭。由此积攒的怒气、怨气，极易升级成社会矛盾。
在浙江诸暨，党委、政府不光想把老百姓遇到的麻烦事尽快调处成功，还想着要实现“最多跑一地”就能“讨到个说法”的“1+1>2”的叠加效应。
诸暨的矛调“利器”，就是该市2019年11月创新建成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市级中心建设指导小组整合资源，邀请矛调涉及21项职能的11个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全部入驻，每个部门每天有专人值班。
“说是‘信访超市’，更像是一家矛盾纠纷调处‘医院’。老百姓有了矛盾纠纷，来到这里，一楼‘接诊’，系统会根据事件涉及部门，‘分流’引导至2、3、4楼不同‘诊室’，即接即办。”中心临时负责人李国女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该做法打破了部门各自为政的壁垒，根据群众反映的问题类型，调度力量联动处理，减少部门相互推诿扯皮等现象，变群众跑为干部跑，变办事窗口为服务主场，畅通规范了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真正让矛盾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
数据显示，该中心运行以来已调处各类矛盾1267件次；法律援助823件次、公证1764件次；群众来访登记198批次314人次，按期答复率为100%，群众来访满意率达99%以上。
记者采访时获悉，这样的矛调中心在全省已不是孤例。2019年，浙江省专门下发《指导意见》，要求到2020年6月底前，各县（市、区）全部建成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通过整合力量资源，做优一窗受理，集成多元手段，推进上下联动，推动“多中心”集成“一中心”，打造矛盾化解“联合调处”模式，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实现县域社会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逐步上升，持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不只于此，在浙江，更多结合实际和时代发展需求的社会治理手段不断创新发展，彰显着基层的智慧与担当——
为解决信访积案、重大疑难复杂案件，金华兰溪市在建成市级矛调中心外，还创新推出了“巡回调解团”。调解团成员主要来自中心“和合”兰调专家库，并吸收了心理服务、仲裁、鉴定等社会力量，通过“定期驻点”和“随叫随到”，有效弥补了基层调解力量不足、专业性不强的短板，延伸了矛调中心服务手臂，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一次不用跑”“不再需要跑”。
此外，信息化浪潮下，从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全省上线，到“雪亮工程”建设深度应用，再到“一体化办案”系统的推广，浙江也正用“互联网+”丰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内涵，为平安、“智治”提供无限的空间和广阔的前景。
/ 记者手记 /
平安和谐夯实高品质发展基石
行走在浙江，绿水青山之间，城市的高楼大厦与乡间的山水田园“和谐共生”，浙西南山区与浙东海岛“山海协作”，无论是省会杭州还是偏远的丽水乡村，城乡“无缝对接”，公共服务和便利生活惠及每一个人。
采访中，我们一次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创新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人民主体，坚持“三治融合”，坚持“四防并举”，坚持共建共享，是浙江探路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制胜“法宝”。
回望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共同富裕、高品质发展成果的背后，是协调发展等理念的深刻践行，更是浙江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稳扎稳打的探索实践——在“八八战略”的指引下，从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破题，在智慧治理、共建共享、法治保障等“大平安”理念下，探索建立一系列社会治理长效机制，不断夯实和谐发展共赢、民富民安并进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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