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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21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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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知·新阅读 在“双重本体”思路之中重建“家”的价值 《女性的时刻》:让她们的声音被世界听到 《想象都市》 《中西哲学对话:不同而相通》 《疯狂与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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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时刻》:让她们的声音被世界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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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成立20年,帮助了全球数以亿计的女性、儿童之后,联席主席梅琳达·盖茨在《女性的时刻:如何赋权女性,改变世界》一书中,讲述她所目睹的无数底层女性的困境及抗争;分享她对男女不平等根源的深度思考,发展和投资女性的实践经验,以及那些致力于改善女性生存环境的理想主义者,正如何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

■ 施云

作为赫赫有名的前世界首富夫人,梅琳达·盖茨在结婚之初也曾像其他女性一样,面临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毕业于杜克大学计算机系,进入微软并取得骄人成绩的她,面对丈夫的巨大声望,也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命名为“盖茨夫人”。就连朋友都提醒她:“梅琳达,你嫁的可是个如雷贯耳的男人啊。”

在经历了短暂的“思秋期”之后,梅琳达拷问内心真正的追求,从幕后走向台前,推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慈善事业。毋庸置疑,在她意识到“我一直想在比尔身边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一刻,梅琳达的女性赋权之路开始了。《女性的时刻:如何赋权女性,改变世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7月版)一书便记录了她这一过程。

丧失教育权与生育权的女性

梅琳达的女性赋权之路,由高中数学教师鲍尔太太开启。鲍尔太太在一次数学研讨会上见到了几台苹果电脑,便向校长提出“咱们得给姑娘们弄几台”。梅琳达因此爱上了计算机,之后很长时间都在和计算机打交道。鲍尔太太为女孩们树立了性别平等、知识平等、智识平等的观念。

然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来自印度贫民聚居区的十岁小女孩索纳,如果不是在一场讨论女性生育问题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表达想要一个老师的愿望,长大后她就会像母亲那样一辈子生活在垃圾堆里。

这启发了梅琳达思考送女孩上学带来的种种可能。女孩只有走进教室,发现自己身上的潜能,才能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她反复强调,是教育让女孩重塑心中的自我。“我意识到自己其实不必用身体的一部分去换取受教育的机会,那是我的权利。”返乡筹建女校的马赛族姑娘卡卡尼亚·恩蒂亚如是说。

事实上,女性受教育机会少,贫困只是其中一个原因,且不是最重要的,症结在于社会结构对女性的角色设定。与男孩们努力奋斗并取得成功的使命相比,女孩们的使命不值一提——嫁人。传统的性别分工把她们限制在家庭里,并将其看作理想形态。

那些被迫中断接受教育机会的女孩们将迎来童婚。十岁左右的女孩来到夫家,起初是做些做饭、扫地、挑水、喂牲口之类的家务,稍微长大一点,就不得不怀孕和分娩,这加重了她们原本就未发育成熟的肉身的负担。而与童婚相伴而生的,是难产致死和艾滋病毒。

梅琳达称童婚这种婚恋的极端形式为“平等婚姻的反面”。当她试图与已婚女童交谈时,女孩们声音很轻,微弱到翻译必须凑近才能听清,她们的遭遇如出一辙——某个并不特别的日子,忽然被派发“新婚之夜”的死亡通知书。

在天然丧失了婚姻自主权的基础上,已婚女童宛如脆弱的雏鸟,被迫接受跟随丈夫迁徙、家务缠身、被虐待的一生。这其中固然掺杂了经济利益、宗教禁锢,然而一旦撕开民族文化的层层外衣,便会发现那个最核心的、用来对女性施行社会性控制的东西,是以男性统治为自然基础,认同男性,将女性客体化、边缘化,最终以男性思维模式命名事物,并借由稳固的社会结构排斥和压迫女性的父权制。

梅琳达坦言,自己之所以能拥有幸福的家庭和开辟事业的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可以自由选择怀孕的时机与间隔。而在非洲,有千千万万不允许使用避孕套和死于难产的女性。无法避孕,便无法自主计划生育,只能等待命运的宣判。

梅琳达是天主教徒,尽管教义禁止避孕和堕胎,但她认为当女人无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无法保护自己的孩子,教会教义理应为“爱”让路,让女性自主计划生育,掌握选择权。

在盖茨基金会的推动下,欠发达国家及地区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在内罗毕,志愿者们带领当地女人丢弃忸怩、摆脱遮掩和自我约束,身着避孕药具花纹的志愿服翩翩起舞。

假如每个女性都能找到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性别不平等集中表现为权利的不平等。如女性在无法享有生育权、受教育权、选举权的同时,还必须无偿承担沉重的家务劳动。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其著作《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中,揭示了作为“再生产方式”的无偿家务劳动与父权制的关联。在资本主义语境下,除了市场,还存在着一个叫“家庭”的社会领域,这一领域的生产关系其实是一种“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市场的生产关系移植到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当中,最为典型的表现便是家务劳动。上野千鹤子甚至尖锐地指出,“爱”和“母性”其实都是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在梅琳达的书中,我们同样能看到大量务农的贫困女性。男女分工的严重不均,实质是看不见的性别偏见。对此,梅琳达的方式是正视它们,并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削减贫困的举措上来,重新认识农业与性别的关系,帮助非洲和东南亚的女性提高收成,同时尽可能地改变当地男性的文化观念。

可是,赋权女性就到此为止了吗?

入职微软后,作为当时唯一的女员工,梅琳达感到格格不入。直到多年后她才明白,她的不适缘于她一直在下意识地模仿身边那些出类拔萃的男人。

上野千鹤子在其另一著作《厌女》中指出,女人的厌女方式是“把自己当作女人中的‘例外’,将自己以外的女人‘他者化’,从而把厌女症转嫁出去”,“成为特权女人,被男人当作‘名誉男人’来对待,即成为‘女强人’”便是一种策略。

在本书中,梅琳达试图以自我暴露的形式拷问厌女的本质:“依偎在母亲怀中吃奶的男婴并不会蔑视女性,那么这种观念究竟从何而来呢?”在父权制的阴影下,女性往往更容易怀疑自己,低估自己,害怕失败,进而隐藏真实的自己,如此陷入恶性循环。

那么男性在制定规则、享受性别红利之余,又真的得到更多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权力面前,男人也要屈服,戴上假面,成为缄默不语的平庸之恶的帮凶。

假如每个女性都能找到自己的声音,假如这些声音可以汇聚到一起,彼此接纳,互相交融,成为一首拥有多个声部的合唱……《女性的时刻》告诉我们,提升女性,等于提升全人类。赋权女性的终极追求,是在全人类实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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