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重本体”思路之中重建“家”的价值

编者按

“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是什么？追求个体完整是否就要消解家庭？“个体”与“家”建立何种关系才能让现代社会健康运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在《论家：个体与亲亲》中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他的分析与解答。

■ 贺正宁

“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价值是什么？追求个体完整是否就要消解家庭？“个体”与“家”建立何种关系才能让现代社会健康运行？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在《论家：个体与亲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版）中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他的分析与解答。

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家”

在哲学界，关于“家”的讨论不是主流，但一直有学者努力发声。可作者认为，现代中国并没有直面“家”的问题，从而建立一种“家”的现代文化。并且，需要正视的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不只是单纯的社会组织形式，更具有本体论地位。

在《论家》中，作者充分肯定了尊重个体权利作为现代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也揭示出“个体本位”造成的恶果，即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导致相对、虚无的价值取向，以及孤独的精神状态，此时亟待与“个体权利”互补的内容。作者认为，个体需要情感生活和自己的“意义体系”，而“亲亲”作为最原初的情感，衍生出德性之始的“孝”，从而撑起“家”，温暖“个体”，并由此发展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整个体系。面对古今中西之惑，作者以“个体”与“亲亲”代替传统的“亲亲”与“尊尊”，形成现代中国的价值基础。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确立了“双重本体”。在确立“家”的价值之前，首先需要厘清宏观的文化架构。作者认为，“中体西用”的举措和“西体中用”的主张都是不充分的。他明确指出，现代性虽然脱胎于西方，却不等于是西方的，现代性作为“表”以更普遍的形式流传于世，还需要不同文化传统的“里”相配合，才能健康运行。一表一里，构成“双重本体”，即现代文明的精神核心与传统文化的精神核心。放到中国的语境里，就是“个体”与“亲亲”。在西方哲学中，道德意义上的“个体自律”能与“个体权利”相制衡，同时还有西方文化传统——如基督教的影响——来抑制“个体本位”的无限扩张。作者提出，尽管儒家没有与“个体权利”相适应的内容，却可以通过“心性”传统蕴含的“个体自律”与“个体权利”进行平衡。

“家庭”在现代中国的失声

然而问题在于，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鲜少认识到“个体”包含“个体权利”与“个体自律”的双重含义，模糊的认识也导致“个体”思想多次被放弃，转而由不同样式的“整体”思潮取代。如果“个体权利”不能确立，那么“个体自律”终将无法充分伸张。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早已敏锐地发现“个体”在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地位，并对代表封建礼教的“家庭”进行猛烈抨击。但遗憾的是，一百年过去，“个体”远未确立，“家庭”却日渐衰微。

“家庭”在现代中国的失声也可以追溯到西方。在西方哲学中，鲜少有关于家庭的论述。在第二部分“迂回西方”中，作者就重新审视了西方哲学中关于这部分的阐释，从中发现新的线索和思路。作者先渐次分析了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再到休谟、亚当·斯密、卢梭、康德的家庭理论，发现“家”被简化为“契约”，“亲情”被剥落为“同情”，“教育”被自然化，“婚姻”被法律化。就此，家庭的意义还未真正展开便萎缩成冰冷的权利关系的一部分。

唯有黑格尔在近代哲学中给予“家庭”以一定的重视。在《法哲学原理》的“伦理生活”部分，“家庭”不仅被视为一个环节，“还代表了一种与‘个体性原则’不同的‘伦理性原则’。”这种伦理性原则贯穿在作为第二、三个环节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中，甚至在“世界精神”的产生中拥有关键地位。但是“家庭”终被“市民社会”扬弃，这也使得后来学者忽视了“家庭”在黑格尔体系中的重要意义。

此外，作者还对莱维纳斯哲学独特的“家庭”进行了解读，认为其《总体与无限》第四部分由“爱欲”指向“生衍”“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子亲关系”，从而形成“‘连绵不绝’的时间观”，这在西方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中国立场的重建方案

在纵观西方思想史上的家庭论述之后，第三部分，作者基于中国立场提出自己的重建方案。他认为，要理解“家”，就要回到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体”，即“生生”。不同于海德格尔“向死存在”与“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生存论结构，作者提出要“面向下一个世代存在”与“在世代之中存在”。“生生”显示了对生命连续性的思考，不再将“此在”局限于“此世”“此刻”，而与历史和未来相连。“我”“源初面向他人的存在是‘亲亲’”，由此产生“孝”的德性，而“孝”本身蕴含着代际关系，在“家”中形成“代际共在”。

作者还看到“学”与“教”在世代中的传承作用，“世代”的积累又对“此在”产生影响。由此，“家”作为这整体的源泉，其本体论意义浮出水面。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亲亲相隐”进行探讨。他认为一旦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对“生命连续性”“亲亲”的重视，就能明白孔子讲的“证父攘羊”等故事中的抉择是在本体论预设和当时法律冲突情况下形成的解决方案，“通过一种‘隐’的机制来规避这种‘道德困扰’”。

他还注意到，现代社会中，家庭理论缺失背后的误区在于，将“个体”与“家庭”判然二分，将追求个人自由和承担家庭责任置于势不两立之境，把家庭内部关系完全等同于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又把 “亲亲”的精神体验与家庭曾在历史中出现的僵化机制混为一谈，忽视了家庭作为精神、情感的一面。现代重建“家”的价值就要包容“个体”，这样形成的“家”就将成为“个体”的有力保障，同时制衡“个体本位”的消极影响。最后，作者透过“家”文化，跃升至对“国”与“天下”的思考。他认为，“文明国家”相比“民族国家”更能体现中国文化传统的普世关怀。

总之，在“双重本体”的思路之中重新建立“家”的本体论价值，将使“个体”与“家庭”形成相得益彰而非剑拔弩张的关系，也有利于重新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提供一种平衡、健康生活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