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共产党宣言》 创造更美好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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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让人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希腊前财政部部长、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瓦鲁法基斯提出《共产党宣言》所描述的场景与当代社会有三点相似：人类社会正在技术创新的边缘经历着可怕的摇摇欲坠，社会日益分化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必然会走向灭亡。我们应重温《共产党宣言》，团结抗疫，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 张肖阳

新冠疫情肆虐之时，希腊前财政部部长、现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候选人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批评欧洲对中国日益强硬的态度，强烈呼吁欧洲“不要妖魔化中国”，这也是他长期以来信奉和践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体现。在这场全球新冠疫情防控战中，资本主义又一次灾难性地撕开了自身体制上的“裂缝”，使人类社会再次有机会思考应当以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的繁荣发展乃至世界的和平？

瓦鲁法基斯曾专门在英国《卫报》著文《马克思预测了我们时代的危机，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探讨这一问题，此文也是他为当年再版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所撰写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跨越170年的历史，把《宣言》精神与21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联系起来思考，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看法——《宣言》已预测到21世纪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掠夺所导致的两极分化，以及当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并揭示出人类完全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共产党宣言》带来的三点启示

通过重温《宣言》，瓦鲁法基斯意识到，《宣言》所描述的场景与当代社会有三点相似：人类社会正在技术创新的边缘经历着可怕的摇摇欲坠，社会日益分化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资产阶级必然会走向灭亡。

首先，在《宣言》问世的时代，蒸汽机的发明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生活节奏，农民被卷入这部机器之中，一个新生的主导阶级——工厂主、商人和篡夺土地权的人们控制了社会。同样，而今的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也对人类社会构成威胁，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形成永恒的不确定性和变革冲动。然而，这一局面却为马克思主义所欢欣鼓舞，因为它作为一种催化剂正促使人们消除在所有者、设计者与操作者之间的各种分歧和偏见。科学技术最终将使人们清醒地面对自己真实的生活条件、与同类的关系，并无情地涤荡着各种先入之见和虚幻的确定性，迫使人们面对共同的命运。

其次，《宣言》也曾预言“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社会技术的每一次破坏力量，人们之间的冲突都会改变形式。旧的阶级消亡了，最终只剩下两个阶级——拥有一切的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危机和困境。虽然资本主义把所有的阶级差异归结为所有者和非所有者之间的不同，但人们却必须意识到，资本主义发展不足以让它所孵化出来的技术存活下去，我们有责任摈弃私有制的生产观念，迫使其发生质变，让社会拥有机器、土地和资源的所有权。

再次，《宣言》中“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预言依旧是人类社会希望的曙光，正在激励无产者履行自己的责任，团结起来，从被奴役枷锁中解放出来。倘若我们恐惧革命或试图逃避这种责任，就会被卷入到资本充斥和玷污人类精神的漩涡之中，除非资本得到社会化，否则人类社会便会停滞不前。资本主义的关键问题在于它是非理性的，资本为了积累的目的而积累，工人如同机器那样拼命地工作，使得无产阶级几代人都陷入到贫困和恶劣的环境之中，时刻为就业和生存而焦虑。资本主义的这种征服一切的“能量”同时也具有摧毁自身的力量，因为即使人类社会需要更多的机器人，质量更好的太阳能设备，更便捷的通讯和交通网络，但也更需要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保护弱者，为更多的人赋权，为扭转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奠定基础。

疫情下应关照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的处境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一次让瓦鲁法基斯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的处境，社会脆弱群体，老年人、贫困人口、病人不仅就医无门，而且有可能被排除在医疗救助范围之外。例如2020年3月初，“意大利麻醉镇痛重症医学学会”发布《可用资源和需求严重不平衡时期重症治疗的临床伦理建议》，主张“可能有必要对重症监护病房设定年龄限制。这不是仅仅作出有价值的选择问题，而是保留非常稀缺的资源，首先救治生存率更高的人，其次是优先照顾寿命预期更长的人。”尽管这一建议并没有对患者的年龄制定具体标准，但显然如果得以实施，重症监护医疗资源会优先向年轻人倾斜。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也试图针对新冠疫情采取“群体免疫”策略，政府专业科学顾问格雷厄姆·梅德利解释说，这意味着“通过让大量人口患病从而产生‘群体免疫’来控制这一流行病”，营造“一种大多数人感染这种疾病的局面”“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大多数人感染上新冠病毒”“下一步我们必须做什么呢？就是管理这种已经获得的群体免疫，并最大程度地减少脆弱群体的风险。”显然，这一防控策略也意味着让新冠病毒易感人群，让老年人、病人和贫困人口面临更大的感染和失去生命的风险，毫无疑问，这种违背人权的建议引发各方的谴责，例如英国病毒学家、伦敦女王玛丽大学的约翰·牛津（John Oxford）教授指出，让病毒传播使政府陷入不道德的境地，“群体免疫”让人感觉到“一种优生学的恐惧”。瓦鲁法基斯也对此尖锐地批评说，“新冠病毒已经刺破了金融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泡沫。”

事实上，新冠疫情危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一次历史机遇，让人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局限性。这些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和保护每一个公民生命健康的疫情防控战略形成了鲜明对比。新冠疫情中的制度对比让瓦鲁法基斯再次感到震撼，他呼吁人类社会应当重温《宣言》，团结抗疫，危急关头，我们需要的不是狭隘主义和民族主义，而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的国际主义，人类完全有能力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为这一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的道德责任和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