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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教授一家
■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乔虹
“1991年7月29日，妈妈说：‘咱们一家三口，现在谁也离不开谁！’
6岁的冬冬接话道：‘要是离开爸爸，我就像掉了灵魂；要是离开妈妈，我就会心碎的。’”
……
从出生到6岁半，这个乳名叫“冬冬”的女孩的咿咿呀呀、点点滴滴都被细心的父母记录下来。
北京语言大学李宇明教授新著《人生初年——一名中国女孩的语言日志》（以下简称《人生初年》）前不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一部科学观察著作，是一名中国女孩成长的语言日志。著作采用白描纪实的手法，观察记录了女孩人生初年2200多个日子的语言发展，以及这一阶段她的生活、行为、情感、认知等。据悉，这也是世界上跟踪记录儿童语言发展时间最长的科学研究，被学界赞誉为“一个动物人到社会人的全景式记录”，为破解儿童语言获得之谜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原始数据，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人生初年》是李宇明一家三口历时30年的心血之作：书中处处洋溢于笔端的爱，父母的爱、孩子的爱、夫妻的爱……点点滴滴的生活编织了一个个关于语言和爱的故事，展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个普通三口之家语言生活的全面图景。
这部书因何缘起，又因何成就？日前，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采访了李宇明教授一家三口，听他们讲述了一本书和一个家的故事。
幸福的家是用爱筑造的
“男人的肩膀就应该如山，什么都能承担。”李宇明说。
李宇明的妻子白丰兰在大学期间突患类风湿关节炎，当时她提出与李宇明分手，但选择与病床上的白丰兰举行婚礼。
婚后，女儿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喜悦，也增加了“负荷”。在上课、科研外，李宇明承担了繁重的家务，还要照顾小冬冬，忙得像个陀螺停不下来。
曾经，“小冬冬坐在26自行车前面，白丰兰坐在后车座上，李宇明奋力蹬车的“一家三口自行车上的画面”，被学校老师称为“校园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记者： 您为什么坚持记录女儿的语言发展？
李宇明：首先，作为一名语言学工作者，研究儿童语言的发展是人类科学的一个重大课题，很有研究的价值。其次，我也很爱孩子，养育孩子，有得天独厚观察她语言发展的机会。另外，白老师常年生病在家，有更多的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她把观察孩子的成长，研究孩子的语言，当作人生很重要的使命。她白天记录下来，我晚上整理。
一个人当爸爸，是一种期待；能够记录孩子的语言，也是一种期待；记录的语言对社会有用，更是一种期待。最重要的，能让白老师参与其中，夫妻之间有共同的追求，让她以病床为伴的生活更加充实，生命更有意义，理所当然的是期待中最为迫切的一个环节。
记者：您一直说，白老师是您学术研究的支持者和帮助者，但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妻子病弱的身体会让您觉得有所缺憾吗？
李宇明：身边的人找对象让我当参谋时，我就说一句话——要健康。健康是最重要的标准。如果家里有一个人身体不健康，我们就会经常牵肠挂肚，会走不远。我个人只短暂地出国访问过，没有长时间地去学习交流，因为会牵挂白老师。
白老师的身体状况，让我知道健康的重要性，知道怎样去关心人。从一个身体不是很健康的女性身上，能看到她是多么坚强。如果白老师是个健康人，也许我还没有那么多体会。
一个完整的家，应该要有情感，有共同的目标、价值观。最好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克服。我自己很满意我的家庭。恩格斯当年讲婚姻和爱情时强调，人还是要有爱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人生初年》让家长从中学到如何与儿童建立良好的沟通模式。对于儿童教育您有什么建议？
李宇明：儿童的成长与教育，关乎家庭幸福，更关乎社会未来。出版这部书，也是希望推动整个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成长，关心孩子的教育，正确对待孩子。
古人说，齐家才能平天下。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和孩子海阔天空地聊天，对孩子的成长尤为重要。我希望家长能多关心陪伴孩子，千万不要吝啬时间、不要吝啬爱。
生活上相互扶持 学术上相互成就
在白丰兰的坚持下，《人生初年》的作者一栏并没有署上她的名字。
但李宇明说，没有妻子的病，就不会有这本详尽的语言日志。
一生与病为伍，五次瘫痪五次站起来。因受疾病所困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但白丰兰一直是丈夫学术研究的坚定支持者和学术帮手。11本“冬冬日记”，多是白丰兰用病残的手写下的。之后，又是她用变形的右手架起变形的左手，用左手唯一能伸直的无名指敲击键盘，完成了前后11稿《人生初年》的整理工作。
白丰兰说，她从未觉得辛苦好负担，反而感到很开心，因为，那是她“对丈夫和女儿爱的一种表达”。
记者：身体会影响您和丈夫的相处吗？您个人怎样看待您和李教授之间的关系？
白丰兰：在很多人看来，我俩极不般配。他是热情四溢、著作等身的学者，我是个常年卧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病妇，就连不到6岁的冬冬，当年都看出来了“爸爸娶的妻子，有点不对”。
但我觉得，夫妻俩有共同语言，是一个健全和谐家庭的必要条件。他不想让我落伍，只要他在北京，晚饭后就会用轮椅推我出外散步。路上聊天的内容，都是他最近思索的新问题，很少谈家长里短。我们两个人常常聊着聊着会忘乎所以、激情澎湃……之后，曾经的聊天内容，就可能是他的一个新的学术报告题目，或者会投出去一篇极有新意的文章。可以说，我是他每篇文章的首位读者。我从不担心他会变心，因为我们是精神、灵魂的交往。
我也对李老师说过，有他这么好的丈夫，有这么一个有责任心、阳光向上的好女儿，我也应该成为这个家庭中合格的成员。我和李老师在生活上相互扶持，在学术研究上相互影响、相互成就。
记者：在对女儿的教育上，您有什么特别的体会吗？
白丰兰：冬冬给了我们很多快乐，我们也常常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过程中的得与失。孩子在某方面表现好，我们俩都高兴得不得了；孩子有哪点做得不好，我们又会拿着放大镜去看。我们内心深处，对孩子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但许多焦虑，我们两人私下交流的。冬冬看到的，是我们俩很平和的一面。
我相信父母能给孩子的，是一个人生的框架，是正确的价值观和爱的能力。我和李老师希望冬冬是健康的、善良的、幸福的，也希望她能成为一个精神独立、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父母的爱对孩子至关重要
家人之间的语言态度和说话方式也是衡量家庭幸福与否的重要指征。2012年，李宇明一家荣获“第八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称号。爱与责任浇灌出的幸福之家，为千千万万家庭树立了榜样。
而30多年过去，书中的小女孩冬冬已经长大，是北京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记者：作为当事人，你读这本书有什么感受？
冬冬：父母能记录下这么多翔实的材料，首先意味着他们对我的关注和满满的爱。而父母的爱，对于孩子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人生初年》对我来说，就像时光穿梭机一样，让我遇见了30年前的自己还有年轻的爸爸妈妈，再度重温那时父母对我的爱，以及我对他们爱的回应。
记者：父母的教育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冬冬：对妈妈的印象，“陪伴”是我内心第一个冒出来的词。不管夜有多深，陪在我身边的她，从不干涉我的自由，我可以做功课、看闲书、听音乐。
而爸爸用自行车接送我上幼儿园，一边走，一边教我背诵诗词；给我买好吃的零食，陪我一起玩……这些对于病中的妈妈来说，都是不太可能去做的事情。除了这些琐事，爸爸给予我的，更多的是提供了一个“标杆”。印象中的爸爸，总是在专心致志地伏案工作。
爸爸妈妈对我采取欣赏式教育。欣赏和表扬，并不等同于溺爱，它可以引导孩子走得更好。尊重、平等和无条件的信任，对任何孩子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在成长中得到认可，但能这样对待孩子的父母并不多。
记者：你现在也在记录自己女儿的语言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父母的记录有不同吗，其中的你又有怎样的感受？
冬冬：我主要采用手机录音、录像的方式来记录，而整理、转写的工作，更多的是妈妈在做。我逐渐发现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视频记录语言，是主动与孩子的交流，在这个过程中要保证至少10分钟的有质量陪伴，这和无意识交流的效果完全不同。期间我变成了更好的母亲，变得很有耐心且有意识地去引导孩子说话，引导孩子去思考或评论一些问题。这无论是对我的自身修养，还是对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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