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一个新世界：疫情下资本主义的局限性

肖巍专栏

阅读提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场全球公共健康灾难，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疫苗的诞生。近日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著文谈新冠病毒疫苗的公正分配问题。假如新冠病毒疫苗试验成功，它会不会跨越国界、种族、性别、贫富，跨越所有边界和障碍，让每一个需要的人获得和使用？这关乎人类究竟向往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以及我们如何从这一“疫苗”开始为之努力和奋斗。

3月6日，女性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VERSOblog著文谈新冠病毒疫苗公正分配问题。巴特勒谈到：假如新冠病毒疫苗试验成功，它会不会跨越国界、种族、性别、贫富等所有边界和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仅仅由于“人”的身份而获得它和使用它？这一看似并非遥远的问题，却如此的复杂和深邃，关乎人类究竟向往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以及我们如何从这一“疫苗”开始为之努力和奋斗。

担忧：资本主义局限性会影响新冠疫苗的全球可及性

VERSO网专门为巴特勒这篇文章添加一个题目——《朱迪斯·巴特勒讨论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以及它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不断升级的影响》。面对新冠病毒，人类会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病毒会自由地漫游，对于任何人都会“平等相待”——每个人都会面临被感染和失去生命、失去亲人的风险。流行病学史也证实了巴特勒的看法，例如罗马皇帝和皇位继承人都在公元2世纪罗马帝国的一次流行病“安东尼瘟疫”中丧生。这次的新冠疫情也不例外，德国政府发言人3月22日称，德国总理默克尔也由于密切接触被感染者，正在居家隔离。3月25日，英国王室发表声明称，王储查尔斯王子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因而，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富人还是穷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需要疫苗来预防感染。

然而，巴特勒担忧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由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及对于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冷漠让许多人得不到这一疫苗的保护。她观察到，特朗普试图购买德国CureVAc公司新冠疫苗的专用权，他想通过这一手段遏制新冠病毒疫情在美国的蔓延，收买人心，获得连任。然而，一直主张“公民保险”制度的德国民主党政治家卡尔·劳特巴赫却呼吁应当“用一切手段避免把可能的疫苗独家销售给美国，因为资本主义具有局限性”。这是否意味着德国CureVAc公司能超越资本主义局限性，让全球人民享有新冠病毒疫苗呢？众所周知，疫苗开发需要大量成本和时间，当然我们不希望这家德国公司赔本，能不能以一种人道主义精神采取价格差异政策呢？比如说，给特朗普的价格——当然不是独占性的购买价格和卖给非洲或者印度人民的价格有所不同呢？巴特勒表示怀疑，我也想跟踪事件发展，看看这家德国公司能不能做出让世界人民喝彩的道德抉择？

怀疑：美国能公正地分配“新冠疫苗”吗

巴特勒又假设，如果特朗普真的从德国CureVAc公司买到疫苗，是否他会选择只让美国人使用，“只顾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呢？这样做会让美国人民感觉到一种民族自豪感，无视其他国家的苦难，仅仅躲在家里自我庆幸吗？

其实，即便特朗普采取这种“理性计算”“市场分配”“美国利益至上”的疫苗分配原则也无法深得人心。病毒是无国界的，我们无法用AI和大数据算出它会出现在何时何地，只有全球都安全了，美国才会安全，美国人民深谙此理。再退一步说，如果特朗普真的买到新冠病毒疫苗，他会公正地分配给每个需要的人吗？这也是巴特勒怀疑的事情，“我们肯定会看到富人和拥有全额保险的人会急着确保自己得到疫苗”但“这种分配方式只能让一部分人得到疫苗，而另一部分人却被弃之于不断加剧的危险之中”。因而，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将带来病毒歧视，病毒本身是没有歧视的”。

美国医疗保健体系如何建立和如何改革的问题历来都是总统竞选的必答题。在这次美国总统竞选中，巴特勒明确地投票支持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因为他与另一位民主党人，马萨诸塞州女参议员伊莉莎白·沃伦一道提出一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医保”计划，主张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全民医保”一直是美国民主党人的梦想，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代便开始努力，但至今由于各种政治、利益之争无法得到实现。新冠疫情中，巴特勒十分希望如果有了新冠疫苗，它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医保”方针指导下得到公正地分配，因为“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是否有经济能力，我们都应该获得生活所需的物质，包括医疗服务”“一个都不能少”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但在美国，至少在当下却还是一个近乎“乌托邦”的梦想。

渴望：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局限性的新世界

我曾问过巴特勒：“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她回答说，“它是我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从她的回答中，我感觉到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种向往。伊莉莎白·沃伦最初也参加了这次美国总统竞选，并表示“医疗保健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我们要为基本人权而斗争。伊莉莎白不会停止战斗，直到每个人都包括进来，没有人因为支付医疗费用或付处方费用而破产。”遗憾的是，沃伦于2020年3月5日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所以巴特勒转而支持她的同道桑德斯，后者在一次辩论中直言，无论特朗普是否能成为总统，抑制疫情蔓延的第一步就是“闭嘴”，因为他贬低那些努力帮助美国民众的医生和科学家，拿不符合事实的信息喋喋不休，混淆视听，这是不可接受的。

然而，对于桑德斯和沃伦把医疗保健视为“基本人权”的看法，巴特勒提出了更进一步的主张——为什么不把“医疗保健”视为一种社会义务呢？这种义务只缘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仔细分析，巴特勒的这一词语的转变意义重大，当医疗保健从“个人权利”转变为“社会义务”时，人们在为之奋斗时便发出了一种“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呐喊，此时，“人权”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各国政府和各个社会必须履行的职责；它也不再仅仅为了某些个人，而是为了广大公众，为了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9·11”事件之后，巴特勒便一直在思考政治伦理学，主张人类不应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不需要用强权和暴力划分哪些生命的逝去值得哀悼，并根据这种强权暴力的区分不惜一切代价保护那些“值得哀悼”的生命，而把其他人的生命视为草芥。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是中国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防控战略，这无疑地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鲜明的对比。难怪巴特勒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疫苗公正分配问题如此地忧虑和怀疑。值得庆幸的是，她始终没有放弃对于一个新世界的渴望，疫情当前，她提醒人们，是时候“开始在资本主义为我们设定的局限性之外进行思考和评判了”。我们有理由渴望一个新世界，“愿我们能够保持这一渴望。”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