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行业“女性化”趋势及其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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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师行业一方面呈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另一方面女教师发展也面临职业晋升“玻璃天花板”和不同专业领域的性别隔离。教师职业的女性化并不是自古存在的。早期的教师身份都是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女性进入教师行业是职业分化的结果。基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对立和二分是女性教师身份困境的根源。未来，教育行业需突破性别隔离，倡导多样性、合作性的发展。

■ 薛芮

教育是民族兴旺与国家发展的基础，在教育领域，围绕着女性教师身份，却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笔者认为，当代社会女性教师的身份困境，很大程度上涉及社会性别角色的身份建构。

教师行业“女性化”与性别区隔

当前，教师职业的性别结构失衡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从我国教育部公布的2018年统计数据来看，普通高等学校中女性教职工占教职工总数的49.46%，女性专任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0.32%；普通高中学校女性专任教师占比53.90%，普通初中学校女性专任教师占比55.71%；普通小学学校女性专任教师占比68.23%；而特殊教育类学校的女性专任教师占比73.91%，学前教育阶段的女性专任教师则占比97.84%。从教师行业的性别结构中不难看出，女性占据着教师行业的巨大比例，呈现出一种“女性化”现状；但在从学前教育阶段向高等教育阶段的递进中，女教师的比例却随之呈现递减趋势。

教师行业的女性化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教师职业上毫无“困境”可言。相反，女性教师往往面临着种种性别身份冲突。例如，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面临着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之间主次从属的冲突与挤压。在各种社会环境与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女性教师的职业发展很可能会处于相对的劣势环境之中。再如，从职业环境看，当代女教师面临着学科上的水平向职业隔离与“玻璃天花板”等垂直向职业隔离。国内外皆有实证研究表明，职业隔离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教师的成就动机。

虽然我国的教育从业人员结构已经在数量上呈现出明显的“女性化”趋势，但是在教师职业“女性化”的同时，却又存在着一种局部性的“男性化”。例如，已有相关统计表明，在数学、计算机、建筑工程等常被称为“男性学科”的领域，女性教师的比例低于她们在整个教学行业所占的比例。

女性进入教育行业的身份变迁

教师职业的女性化并不是自古存在的。从历史变迁角度而言，女性进入教师职业领域是职业性别分工的结果。无论是中国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早期的教师身份都是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领域。

在中国，虽然远古社会文化中有着典型的母性崇拜，但随着生产方式和资料占有形式的转变，性别秩序与格局也在历史洪流中发生着变化。在父权文化制度下，“相夫教子”则被视为女性最重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工作任务。女性被“贤妻良母”的道德所规范，只有家庭角色，几乎没有社会角色、没有踏入公共领域的机会。

20世纪之后，女性逐渐在教育获得与参与上争取到权利。1904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成立，作为我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开创了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先河。1906年，天津北洋女师学堂的创办被视为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虽然最初的课程设置与当代大有不同，但其后几经教学改革，也为培养女性师资力量奠定了基础。1919年，更名后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最早的国立女子大学。女性学生的大量涌现也在客观上促成了女性教师职业角色的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下，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得到了促进。1920年，北京大学首次实行男女同校，不仅是在生源上“开女禁”，也同时首开“男女教师之禁”，由此，北京大学历史学的陈哲衡教授便成了我国第一位女性教授，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进入高等学校教师职业。此后，越来越多的女性逐渐加入到了大学教师的队伍中，但女性虽然跻身高等教育行业，却多数集中于文学、历史、语言、艺术等领域，性别比例和学科分布的不均令女性大学教师在职业发展中缺少主体性与话语权。

纵观女性进入教育职业领域的身份变迁，正是一种女性身份从家庭角色走向社会角色的变迁、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的变迁。女性在教育行业的出现既完善了教育行业的性别结构、促进了各个学科教育的整体发展，也强调了女性在教育的获得与职业参与上的平等权利。

性别假设：“女性化”趋势和“男性化”对策

当女性在数量上逐渐占据了教师行业的主要领地，这种教师行业的“女性化”趋势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

一方面，社会上有部分观点认为“女性化”的特点会使教师行业被视为次等行业。这种观点背后显然与传统男权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关。而当“女性化”与“劣势”被画上等号，必然会影响到女性教师的职业声誉，进而就可能影响到女性教师的职业待遇与发展，甚至可能会由此形成很多对女性教师的误解。例如高校之中的女教师往往会被贴上“求安稳”“缺少潜力”“缺少创造性”等标签，进而就可能导致女性教师在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上的分离，无论是出于女性教师的个人选择“意愿”还是出于教育资源的分配失衡，这种教学与科研的隔离归根结底又是一种男权中心主义话语权的倾斜。

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部分观点认为，这种数量比例上的“女性化”会导致教学氛围或教学方式也过于“女性化”，进而有可能对学生的性别气质发展、课堂组织与管理等各个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于是，针对这一问题，又有部分观点提出了在初级教育阶段教师“男性化”的解决对策，即尽可能地采取措施增加男性教师数量。

事实上，无论是“女性化”的问题还是“男性化”的对策，都可被视为一种本质主义思维上的性别假设。对于女性教师的“女性化”问题则是假设了其性别气质使学生的学业与个人成长存在各种“隐忧”。但事实上，很多实证研究早已证明，对学生学业成绩和成长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教学方法和教学风格等差异，并非是教师的性别差异；学生的性别气质发展也是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朋辈作用、社会媒体等多种因素所共同影响，而并非是单纯受到女性教师身份的性别角色影响。

不难看出，隐藏在这种性别假设背后的，是文化观念和权力博弈对女性教师性别身份的建构。基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对立和二分是女性教师身份困境的根源。未来的教育行业需要突破性别隔离，注重个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倡导多样性、合作性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