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及其启示

男性参与家务是提升家庭内部性别平等水平的重要环节，目前中国已有不少地区在探索陪产假。 来源：中新网

编者按

针对20世纪全球生育率下降，澳大利亚学者彼特·麦当劳从性别角度系统地提出了“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他认为由于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水平滞后于家庭外部的性别平等水平，因此导致了极低生育率。这一理论在欧美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支持，为中国从性别平等角度解读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生育政策中的性别平等。

■ 熊晓晓 程云飞

近年来，生育率正在出现与20世纪不同的发展变化趋势。20世纪末期，全球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大幅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政策挑战；但进入21世纪后，人类发展指数分析却显示，进一步的发展可以扭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过去发展与生育的负面关系已经变成J形，在高度发达国家，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这也意味着，过去经典的生育率变化解释理论，无法对现有的生育率提升现象提供足够的解释力，家庭人口理论需要被重新讨论；这其中，性别平等和女性发展的作用，越来越被重视。

何谓“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

早在2000年，澳大利亚学者彼特·麦当劳（Peter McDonald）就系统地提出了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该理论认为，性别平等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家庭内外的性别平等发展差异，与生育率的下降息息相关。其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也显示，随着欧洲部分国家性别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生育率与性别平等的关系呈现出U型模型，这为从性别平等角度解读生育率的下降和回升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生育率降低的原因是个体男女停止生育行为的累积（社会制度中的性别平等水平，通过个人层面的决策发挥作用）。

第二，任何社会持续的低生育率都会导致女性的自然生活发生本质上的改变（高生育率社会的性别系统中，妇女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生育和养育子女身上；而当生育率降到较低和极低水平时，这本身就表明社会不再重视这种性别分工）。

第三，在生育转型前的社会，高生育率是由社会（国家制度、家庭文化、医疗技术等）决定的，而非自然（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

第四，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过渡，伴随着家庭机制内性别平等的增加（生育的减少使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育培训和全职工作，为家庭创造经济价值，在家庭内拥有更高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第五，当性别平等在个人导向的机制中上升到高水平，而在以家庭为导向的机制中保持较低水平时，生育率将降至非常低的水平。具体来说，麦当劳认为性别平等系统存在内、外两个系统，即家庭外部个人导向的性别平等（女性在民主权利、教育、就业等方面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权利），以及家庭内部相关机构中的性别平等，如家庭决策权、家务劳动分工等。随着在20世纪发达国家性别平等水平发生变革，性别平等的外部系统呈现出性别平等的上升趋势；但与此同时，家庭内部的传统社会分工却并没有适应外部变化，导致了女性工作－家庭平衡的困局，女性的生育成本提高，因此其生育意愿下降，低生育率出现。

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自2000年麦当劳提出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后，这一理论在欧美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不仅跨国的宏观数据给予了支持，相关的微观证据也逐渐增多。

宏观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首先，性别平等态度被发现与生育的子女数紧密相关。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和欧洲价值观研究的27国数据表明，支持性别角色态度和生育率变化之间存在U型关系：随着各国从传统模式转向性别平等模式，生育率开始下降，但等到超过一定的阈值，性别平等主义的额外增加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态度差异会缓和这种U型曲线关系，也就是说，当女性和男性对于性别平等有更多一致性的价值观时，变化会更加迅速，对生育率的影响也更明显。在解释各国家庭决策中的生育差异时，也有研究发现生育率和性别歧视之间存在U形关系。

微观层面的数据，同样验证了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基于美国国家家庭调查数据的个体研究表明，在控制了个体的人口特征、婚姻和家庭外部的教育和就业历史后，性别平等与个人的生育数量之间存在U型模型：最现代和最传统的家务安排，都会增大女性生育二胎的可能性。对芬兰公共和家庭领域性别平等态度的微观数据研究也发现，男性的性别态度与生育率之间存在U形关联，即与具有中等性别态度的男性相比，传统态度（男主外、女主内）和平等态度都会提高男性的预期生育率。

生育转变中的性别平等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引发学界和政界的高度重视。已有部分证据表明了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重要性。最新的2016年中国家庭生育决策过程调查数据显示，只有女性的婚姻权力低于丈夫，丈夫的生育压力越大，女性打算再次生育的可能性才越高；而女性的婚姻权力取决于她们的相对资源，丈夫的生育压力则持续存在。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可能会降低女性的婚姻权力，从而对她们的生育自主权产生负面影响，敦促人们在全面两孩政策时代加强对性别平等问题的研究和政策关注。

首先，在家庭外部，如何推动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子女的生育养育过程中、如何应对就业市场中女性更为严峻的就业形势,都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外的经验表明，宽松的家庭政策和最小的职业性别隔离，是促进低生育率提升的最佳途径；对于生育的调控，需要从物质激励措施、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措施、更有利于儿童照料和成长的社会转变三方面入手，而后两者均与性别平等密切相关，如家庭性别平等、促进女性就业等。随着对中国低生育率风险的进一步认知和对全面两孩政策辅助配套措施的呼吁，未来关于中国性别平等对生育影响的研究已经显得十分必要。

其次，在家庭内部，全面两孩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夫妻间关于生育权力和决定的性别博弈。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夫妻乃至家中长辈对于孩子的数量就很有可能会产生分歧，更多的孩子可能会对性别平等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一旦夫妻双方对于生育产生了不同的偏好目标，在父权社会中，丈夫就很有可能在日常互动中使用压力作为社会控制来影响妻子的生育决策。

第三，在政策层面，中国正在借鉴国际生育政策中的性别平等政策经验。国际公共政策的新方向早已开始鼓励男性更多地参与到家庭活动中，尤其是生育相关的活动中。目前中国已有不少地区在探索陪产假，但因无全国性立法，大部分城市还未设此项规定。在缺乏中国实际数据支撑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多通过梳理国际经验以作为未来政策的参考。目前中国亟须通过实证的数据分析作为政策支撑，为国际经验本土化提供依据。

最后，性别平等与生育率的关系很难被直接定义为因果关系，还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检验可能有的不同结果。中国特有的政策因素和城乡差异，都很有可能导致中国与国际经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结果，进一步挖掘中国性别平等和生育率的实际关系将为完善、丰富该理论提供可能。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