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孩子是女人的责任吗？

■ 陈亚亚

近日，韩国自由韩国党议员郑甲润在未婚女学者赵成郁的人事任命听证会上，批评她不结婚生子、未对国家尽到责任的言论，引发社会各界的谴责。赵成郁是首位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韩国女性，现任韩国首尔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在韩国经济学界有很高声望，刚被提名接任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主席一职，不料却遭到了这样荒诞的质难。这件事凸显了当下韩国的女性生存处境，由此引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即生育是女人的责任吗？

韩国已成为最低生育率国家

20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八十年代进一步提出“一胎就好”的政策。1996年，韩国取消计划生育政策，2005年转而鼓励生育。韩国为此投入大量经费，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如提供育儿津贴、扩大日托服务、增加对单亲家庭的支持、规定带薪“父亲育儿假”等，试图提高出生率，但收效甚微。从2000年到201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2左右，2017年降至1.05。2019年，韩国统计部门发表的数据显示，2018年韩国生育率自1970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跌破1，到了0.98，创下世界较大国家和地区（人口1000万以上）生育率的最低纪录。

这里提到的生育率即“总和生育率”，指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低于2.1，才能达到所谓的“世代更替水平”。只有达到了这一水平，国家的财政税收才不至于因人口下降而递减，其社会福利体系也不至于因纳税和缴纳福利金数量减少而崩溃。因此每个国家对总和生育率都非常重视，韩国如此低的生育率使得政府和社会对生育议题越来越重视。

那么，韩国的生育率为何迟迟无法提升呢？有人认为是政府的鼓励政策和措施不到位的缘故，也有人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后的必然结果。劳动时间延长、养育孩子的成本增加、失业率高、房价暴涨等，使得年轻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结婚生育的兴趣越来越少。在韩国这些问题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从劳动时间来看，2019年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和韩国的工作时长最长。在沉重的工作压力下，人们怎么有精力去完成结婚生子的任务呢？如今在韩国，并不仅仅是女人不想生孩子。

韩国女性面临严酷的职场环境

当然，女性选择不生孩子，确实是导致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她们不再被困于家庭内部，而是进入更广阔的社会，参与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不过，由于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韩国女性的就业率一直不高。2018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6个成员国中，女性就业方面韩国排在第30位，尽管在25岁至34岁的女性群体中，韩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最高的，但她们却更少就业，这是为什么呢？

韩国女性在求职中常被问及婚姻和恋爱的情况，因为公司倾向于不聘用有结婚生育意向的女性。入职后，有些公司还会想办法让生育女性离职，因为担心她们不能承受长时间的加班，同时也是为了规避向她们提供法定带薪育儿假的成本。女性在遭遇职场性别歧视后，寻求诉讼时面临很多困难，由于能获取的作为证据的资料非常有限，许多案件都被驳回，涉事公司被判不违法或只受到轻判。而即使女性不被辞退，她们在努力工作以保证自己不被淘汰的同时，往往在家庭中还要承担更多家务和养育子女的责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许多年轻女性对婚姻产生了畏惧感，不结婚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韩国政府为改变这种现状，尝试给男性提供育儿假，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显著。据经合组织发布的《2015家庭数据库》显示，韩国男性育儿带薪休假长达52.6周，在各成员国中居首位（经合组织成员国男性育儿假平均为9周）。然而，尽管韩国男性的带薪育儿休假政策相对领先，实际使用率却不高。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资料显示，2014年共有3421名韩国男性使用带薪育儿休假，仅占全体休假者的4.45%。近年来，随着父母共同承担育儿责任的社会意识提升，韩国休育儿假的男性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比例仍远低于女性申请者。

韩国女性的参政率不足

在政治领域，韩国的两性差距比较明显。据联合国妇女署发布的《2019年妇女参政地图》显示，当前全球女性部长的比例已达20.7%，创历史新高。而根据此前各国议会联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有24.3%的议员为女性，与2017年相比提高近一个百分点。韩国女性部长的比例为22.2%，不过在议会中女性比例仅为17.7%，排名122位，比较靠后，这说明韩国女性在参政领域仍有较大可提升的空间。

联合国妇女署执行主任努卡表示：“更多的妇女参政，能够带来更加包容的决策，同时改变公众对于领导人的刻板印象。”显然，女性参政对于两性平等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有更多女性进入政治决策领域时，政策制定就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女性的权益。此外，女性参与和执掌的部门类型也很重要。据报告，目前各国女性部长执掌的仍主要是社会事务以及家庭/儿童/青年/老人/残疾人事务，不过今年贸易/工业首次跻身前五位，算是一个小小的突破。

韩国赵成郁教授被提名主席的机构，即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就不是一个传统女性的工作领域。该委员会是一个由总理领导的部级中央行政组织，负责经济竞争的监管，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该机构共有九名委员，包括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和其他三个常设委员会委员。从官方网站的信息来看，现任主席、副主席和3名常委委员均为男性，可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比较传统的由男性执掌的行政机构。这可能是赵教授遭受不合理质疑的原因之一，因为保守主义者往往视女性进入传统男性工作领域为一种僭越。

生育是整个社会的责任。提升生育率，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让女性退回家庭，独自承担生育的义务，而应该由社会（国家、企业、社会、家庭）来共担生育成本。只有当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各个领域（包括那些非传统女性的活动领域），不再因为性别遭受不合理的歧视；只有当她们自主的生育意愿得到更多社会支持，不会阻碍其事业发展时。女性才不会视生育为畏途，通过抵制生育来表达对社会不公的抗议。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