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红色家风激励老区人民砥砺奋进

▲ 红安县开展的“传红色基因·树清廉家风·创最美家庭”主题演讲比赛。

革命母亲徐正修。

秦光远将军和观音阁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程平东带领乡亲们修的桥。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姚鹏

从黄麻起义到三年游击战争，大别山诞生了无数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无数革命先辈舍生取义，无数革命家庭牺牲奉献，积淀的是红色基因，传承的是红色家风。

湖北省红安县是昔日的大别山革命中心，红四方面军诞生地，也是闻名遐迩的将军县。为挖掘好、传承好革命先辈留下的红色家风，以红色家风促清廉党风带淳朴民风，今年以来，红安县妇联积极挖掘丰富的红色家风资源，主动联系县委政研室、县政协文史委等部门，多次召开红色家风专题研讨会，搜集整理老红军、老将军的红色家风故事，在全县范围内陆续开展主题演讲比赛和诵读活动，通过人人讲述红色家风家训故事，人人歌颂革命前辈廉洁事迹，挖掘出一批红色家风典型。

目前，红安县已搜集整理出鄂豫皖苏区老一辈革命家、革命英烈的红色家风故事30余篇，约20万字。

义务带领乡亲“刨穷根”的将军之子

程平东是程启文将军之子，1939年出生，红安县七里坪镇谢家咀村人。1965年，程平东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秉承父亲的意愿，回到从未谋面的故土红安，在县公安局做民警，一干就是30多年。

1993年，离开家乡多年的程启文将军希望在晚年回乡看看，没想到的是，当年闭塞贫穷的谢家咀村依然是一座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回乡之路被滚滚倒水河阻隔，只好请人背着老人趟水进垸。对此，老将军反复嘱托程平东：“垸里战争年代烈士就出了5个，可是革命成功几十年了，乡亲们盼穿眼的一座桥都修不起，我们愧对烈士！你一定要代我了这个心愿！”

父亲的话深深埋在了程平东的心里。2000年，程平东从公安战线退休后，毅然回到离县城25公里的谢家咀老家，带领群众向贫困宣战。

首先是修桥。程平东自己找来桥梁建筑书籍，边啃书边设计，又请来县交通局工程师作指导，反复修改、测算，寻找可以节省资金的方案。2003年4月15日，一座长140米、宽4米的8孔9墩石拱桥终于通车。走在桥上，村里的许多人都哭了。

然而程平东并没有止步。桥修通后，他召集乡亲们开会，并为谢家咀村描绘了一幅蓝图：改田，修路，办厂，等集体经济壮大后，就着手改造村民住房，建设前院花草、后院沼气、屋顶太阳能的新农村。

村东头有一片40多亩的沙滩地，程平东想把它改造成良田。改田先得砌岸拦水，县水利局来人说没100万元拿不下来。程平东另辟蹊径，先推沙筑岸，再用草皮和杨树护坡，平田修路只花了15万元。

村后满山的石头能不能开发利用？程平东凿出一块揣在兜里，搭车来到武汉四处找人检测。测试结果出来了：这是花岗岩，耐酸耐碱防辐射，放射性只有国家允许标准的1/10！于是，程平东连夜赶回村里，又开始带着谢家咀人向荒山进军。

通往县城的机耕路全线贯通，块石厂、碎石厂、预制板厂先后投产……致富项目有了，程平东又当起了义务政策宣讲员和村规设计员，为村庄描绘的美好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有人不理解程平东一辈子扎根老区红安的选择，他却自有主张：“当年红军图啥？共产党人不图自己荣华富贵，图的是能为社会留点什么。”

见证将军初心的十封家书

2019年4月的一天，红安县七里坪镇观音阁村村支书秦秋平在清理父亲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个被父亲放在阁楼20多年的黑色木头箱子。

撬开木箱，发现了压在箱底的十封信，而这十封信正是秦秋平的大伯秦光远少将1967年到1998年间写给自己父亲的信。

“据秋平电话中说，村里和组里同意你家免交（三提五统）提成，不能这样做。万一交不起，我想办法。遵照党章规定，支部堡垒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要群众做到的，党员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群众不能做的事，党员自己首先不做。再就是请你告诉本村组的领导，春节不要来看望我。”

“修建红军烈士纪念碑，给你添麻烦，表示感谢！请你告诉祖清，应将本村的自来水修好，让大家生活方便一些。我给本村修理自来水的钱，可能还没有用完。”

已经泛黄的信纸，依然清晰的笔迹，揭开了一段段尘封多年的往事；一句句不要搞特殊化，不给村组添麻烦的殷切嘱托，见证的是秦光远将军坚持原则、不搞特殊化的作风，是将军永不忘本的赤子初心。

秦光远1913年出生， 18岁和村里55个年轻人离开家乡走上革命道路。十几年南征北战，一起离乡的战友们先后倒在了战场上，而秦光远却活了下来，这成了老将军心里一辈子的痛。新中国成立后，秦光远始终没忘记那些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友，多次回乡看望慰问烈属和后代，多次汇款给烈士后代和困难群众，又四处筹资，为55位英烈修建了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

山乡的贫穷，缺乏文化是根本原因之一。1953年，时任湖北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的秦光远得知村里要筹建小学的消息后，万分欣喜，给还未开工的学校送去了木材、水泥等建筑材料，从那以后，秦光远就开始了资助家乡办学的漫漫长路。

20世纪50年代，秦光远每年都给山村小学送去200元钱。1964年，秦光远职务晋升了，工资增长了，他资助学校的经费也增长到500元。到20世纪80年代，又增加到每年2000元。几十年来，观音阁小学所用的篮球等体育用品都是秦光远提供的，有200多名孩子享受过将军的奖学金，没有一个孩子因无钱上学而辍学。

秦光远的助学之情感染着家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他的夫人柳星始终支持丈夫助学，即使在秦光远在“文革”期间下放的日子里，他的夫人也继续以将军的名义助学。将军的孙女秦兵，在即将大学毕业时不幸患上白血病，最后的愿望竟是希望爷爷代她买一台彩色电视机送给观音阁小学，肝肠寸断的老将军买了一台54吋的彩电，在孙女离开后的第十天，亲自送回乡里。

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秦光远为支持家乡教育事业，花去省吃俭用攒下的10多万元积蓄，两次被湖北省政府评为“尊师重教”先进个人，而自己始终过着清贫的日子，家中的家具从未更新。将军始终记得自己离开家乡时对战友们说过的一句话：“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一定让村里的娃子们念上书。”他用毕生践行着自己的誓言。

坚持为党工作的革命母亲

“举国闻名徐大妈，一心革命世堪夸。妇联以彼为旗帜，试验田兼五好家。”董必武这首诗中的徐大妈，名字叫徐正修。战争年代，她筹粮、送军报、支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受到毛主席接见。人们尊敬地称她为“革命母亲”。

徐正修1886年出生在红安县七里坪镇徐家河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13岁便被送到附近的叶家畈村当童养媳。婆家也很贫穷，除了生产、料理家务事外，还得到外面去讨饭。

1927年，黄麻起义爆发，农民们一举攻下了黄安城。徐正修的丈夫叶启俊1926年入党，成为赤卫军的一员。徐正修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送儿子参加赤卫军，自己也被选为村妇女会干部和区苏维埃妇女会常务委员，并入了党。他们一家人被湾里人称为“一家红”。

1932年农历冬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动进攻，徐正修的丈夫叶启俊和儿子先后牺牲。然而，承受着丧夫失子之痛的徐正修并没有被敌人的凶残吓倒，她以坚强的意志，继续为党工作。为了徐正修的安全，党组织决定让她随红军后方医院一起转移到大别山腹地莲台山。艰苦的岁月里，徐正修日夜守候在伤病员的身边，给他们喂水、洗伤口、敷药，还经常带着伤病员唱歌，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只身一人的徐正修从不因自己是烈属、是革命老前辈而要求特殊的享受，一直自食其力。劳动，对她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锄草、积肥、送粪、车水、除虫，什么活都干。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6次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工作模范，其中有3次是县特等模范、1次省甲等模范，

1956年，红安县和黄冈专区将徐正修评为烈军属模范，奖给她一些衣料、被服，徐正修请政府换成农具、农药、农械、肥料，带回送到农业社。在农业社里，徐正修对生活有困难的社员都是千方百计地帮助。别人没有吃的，便把自己的粮食借给别人吃；别人没有钱用，便把自己准备买油盐用的钱借给别人用；看见别人衣服穿少了，把自己的衣服借给别人穿。她看见别人的困难，就联想到自己在艰苦年月里的生活，不帮助解决，心里就过不去。

1956年11月，徐正修出席全国烈军属荣复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徐正修的侄子徐深吉中将在会议期间去看望她，说：“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就留在北京同我们一起生活行不行?”徐正修连忙摇头，拒绝说：“不，我有农业合作社，我要回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还要为社里工作。”

据介绍，红安县目前已成立由县委政研室、县政协文史委、县档案馆、黄麻纪念园、县妇联等单位为主体的家风陈列展览工作领导小组，将选取部分红色家风故事在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纪念馆陈展。同时，红安县妇联还将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站对外讲述这些红色家风故事，并编写《红色家风》读本，大力开展红色家风进社区活动，以充分利用好红安丰厚的红色资源，让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真正成为老区党员干部群众砥砺奋进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