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炒“高考状元”应成社会共识

□ 张玉胜

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5月6日召开。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会上透露，今年高考报名者达到上千万。陈宝生指出，要加强正面宣传教育，进一步优化考试服务，坚持正确育人导向，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加强对中学高考标语的管理，坚决杜绝任何关于高考的炒作。（5月7日《北京青年报》）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高考倒计时，教育部再次发出“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的禁令要求，凸显其整肃包括“状元热”在内高考歪风的决心与诚意。但鉴于热炒“高考状元”背后存在的利益考量与功利思维，落实这一禁令就不能只是教育部门的单打独斗，而应是需要包括政府、企业和媒体等在内的各界联动之事，尤其要让其成为人人自觉“说不”的社会共识。

宣传“高考状元”，从表面看是为同龄或学弟学妹们树立起学习榜样。但细究其不合理、不公平之处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弊大于利则显而易见。比如，高考通常只是考查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能力，其分数成绩并不能体现学生的综合实力，尤其不能客观反映出学生的品德素养。过分炒作“高考状元”，难免会给社会和学校传递出“一俊遮百丑”的偏颇信息，此举显然偏离教书育人的教育主旨。

由一次性考试遴选出“高考状元”，这无疑只是个小概率的偶然性事件，其能力未必就一定优于只差一两分的同龄学子，热炒状元难脱“成王败寇”的思维定式，对同样付出辛勤努力并取得不错成绩的多数学生颇显有失公平；高考不过是取得继续求知学习机会的一次入场比赛，仍属人生之路的初始阶段，是否“人才”还需经社会实践检验，毕竟从“高考状元”到“职场状元”还有不小距离，让孩子过早背负过多的名利之累，对孩子日后的成长成才都未必是件好事。

禁炒“高考状元”，学校责无旁贷，毕竟这是关乎素质教育和教书育人的大事。但个中的利益考量则需要从思想上摒弃和制度上规避。比如，借炒“状元”扬名声、揽生源，对相关校领导和任课教师论功行赏、提薪加爵等。落实“禁炒令”，还需有效摆平相关的利益诉求。

政府的“带头”效应不可或缺。某校出了个“高考状元”，高兴的不只是学校和教育部门，更有希冀获得政绩的政府官员。教育部的禁令不能只对学校有效，更应对政府具有约束力。拿纳税人的钱重奖“状元”，不仅不合理、不可为，更应受到问责查究。政府还需严令新闻媒体，不得为热炒“高考状元”摇旗呐喊和推波助澜。

至于企业以赞助或慈善的名义重奖“高考状元”，虽不无支持教育和激励学子的善意初衷，但客观上却起到了为“热炒”风潮添柴加火的助推效应。政府应引导他们从追求捐资助学效益最大化、作用长期化、发放公平化的更深层面，通过入情入理的分析与疏导，让其将重奖“高考状元”的奖学功能逐渐移植到对基础教育设施建设和贫困学生扶助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