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学者应“关怀”现实生活

编者按

当代女性主义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努斯鲍姆在为巴特勒写的书评中，对巴特勒的理论与女性现实生活处境之间的关联提出了一些疑问。本文作者认为，努斯鲍姆提出了一个今天所有女性研究学者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理论研究究竟与女性生存现实如何关联，并认为巴特勒以往的一些作品虽然晦涩难懂远离现实，但是其在“911”事件之后迅速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充满了她对女性和人类的现实命运、对于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人的可生存性的关切和思考。

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思考写一篇关于巴特勒的学术论文，阅读诸多文献资料后依然不得要点……

无奈中，偶读一篇美国哲学家努斯鲍姆为巴特勒写的书评，看到她把巴特勒的四本著作：《令人兴奋的演说：表演的政治》（1997年）、《权力的精神生活：屈从理论》（1997年）、《身体之重：论“性别”话语的局限性》（1993）和《性别麻烦：女性主义和身份的颠覆》（1990年）合起来一并完成一篇书评，顺便对巴特勒的写作方式，尤其是作为女性主义学者，应当以什么样的态度“关怀”现实发表一些议论。读罢感觉她对“巴特勒写作方式”颇有微词，这也令我的眉头略略舒展，好像论文未能交稿的原因也不全在自己。

“一切都是解释”

在努斯鲍姆看来，巴特勒“完全偏离生活的物质方面，走向一种口头的象征政治，这种政治与女性的现实处境鲜有联系”。因而，对于那些急于从巴特勒著述中寻找矫正现实不公正方略的人们来说多半会失望，这些人“只会被巴特勒那种糨糊般的行文所困惑，她的行文中低吟着一种‘不足以与外人道’的调调，还有那些数不过来的，需要解释的人名”。

无独有偶，这也让我联想起另一位学者的评论，英国研究者萨拉·萨里2002年出版一本评论著作《朱迪斯·巴特勒》，萨里也说巴特勒的写作方式是叠加问题而不作答，论述起来无头无尾，是非线性和非目的论的，理论的演进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思想的运动类似于一条或者是一系列“莫比乌斯带”，围绕着问题转圈而并不试图解决它们。“莫比乌斯带”是1858年由德国数学家莫比乌斯（Mobius）等人发现的只有一面的连续曲面，例如把一个矩形纸带扭转成180度后将端点连接起来，它的起点和终点是重合的。

说实在话，我不想也无法辨别努斯鲍姆和巴特勒之间孰是孰非，因为两人都是当代女性主义哲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我想巴特勒对于努斯鲍姆的议论也不会在意，因为她是那样一位充满形而上学玄想，终日活在自己思维世界的人。我曾经为了尽快把握巴特勒的理论，问过她感觉哪本对其思想的评论著作更接近她的本意？也提到萨里的这本书，她倚靠着电梯墙壁轻松地说：“我从来不读这些评论著作，也不知它们都说了一些什么。”这就是那个荣辱不惊、我行我素的巴特勒。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解释学看来“一切都是解释”，当一部作品问世之后，就连作者本人最终也不免成为解释者之一，因为他已经无法控制他人对自己作品的认知和理解。所以说，所有研究巴特勒的人，包括巴特勒本人都是她思想的解释者，而且在她那里，思想本身的灵动性和多样化很难使哪一种观点成为亘古不变的“客观真理”，她对自己的观点也抱着一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的态度，这也难怪努斯鲍姆说巴特勒身上洋溢着一种“不足以与外人道”的调调。

理论研究与女性生存现实的关联

然而，努斯鲍姆的评论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她提出一个为今天所有女性研究学者都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理论研究究竟与女性生存现实如何关联？显然，努斯鲍姆格外敬重为改变女性受压迫现实命运而以身抗争的英雄。例如她肯定会赞美为女性解放事业而献身的人。在国际妇女运动史上，英国女教师埃米莉·戴维森（Emily Davison），为了争取女性投票权曾九度入狱，并在狱中绝食表示抗争。1913年6月4日，她怀揣着“给女性投票权”的紫白绿色横幅冲向王室成员的赛马，自戕于国王乔治五世的马蹄下，不治身亡，并由此被认为是女性争取平等政治权利的奠基人之一，其行为入选英国ITN电视台“20世纪20个标志时刻”。而且，在种种社会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终于在1918年2月赋予30岁以上女性以选举权。

努斯鲍姆也赞美当代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因为她的每一本著作都不回避介入到某一真实的法律或制度议题，即便人们不同意她的观点，也不得不想出另外的方法解决她提出的问题。尽管麦金农把美国社会的等级制视为文化的痼疾，但还是致力于通过法律来改变世界，提出反强暴和性骚扰，以及国际人权法案等。努斯鲍姆还提到印度女性主义者也在从事各种改变女性实际地位的活动，例如教女性识字、改变强暴法、努力使社会意识到性骚扰和家庭暴力问题的严重性等，在努斯鲍姆看来，这些女性主义学者的理论研究充满了社会现实担当。

然而，如今美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却出现一种新潮流，用一种象征、抽象和晦涩的方式谈论话语的颠覆，把象征性的口头政治当成真实的、唯一的政治类型。不信人们可以读读巴特勒的书，看看搞清楚她的思想究竟有多难。努斯鲍姆也承认，巴特勒特别聪明，在公共场合总能把话说清楚，让听众迅速把握自己的观点，但写作风格却非常晦涩，把各路大师相互矛盾的理论，如弗洛伊德、福柯、拉康、阿尔都塞、莫尼克·维蒂格、盖尔·鲁宾、J. L. 奥斯汀，索尔·克里普克等人的观点都糅合在一起，因而“要想在她引以为支撑的这么多相互矛盾的概念和学说之中找出她的观点，实在令人犯难。”可巴特勒的这种晦涩偏偏造就出一种“重要性”的光晕，人们对此产生深度的敬畏和膜拜，于是晦涩便填补了由于缺乏真正思想和复杂性而留下的空白。所以，努斯鲍姆认为巴特勒于1998年获得《哲学与文学》杂志颁发的“年度糟糕写作竞赛奖”第一名也是情理当中的事。

努斯鲍姆还把哲学写作的方式提到是否尊重灵魂的高度，认为平等的人应当不靠任何蒙昧主义的把戏交换论证和反论证，应当写得清晰、美妙、亲切和充满善意，尊重读者的智力，甚至不惜暴露出自己的不确定性。而从这一意义上说，巴特勒着实令人失望，她不仅把相互矛盾的东西堆积在一起，光问不答，还对旧的范畴进行艺术性的戏仿（parody），用嘲弄的方式对原初规范进行颠覆性的冲击，这主要体现在巴特勒最著名的理论“戏仿性表演政治”中。努斯鲍姆苦口婆心地指出，无论对于福柯还是巴特勒来说，无非就是需要回答人类应当有哪些自由和机会，社会制度如何将人类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要提出一种什么样的人类尊严和规范性理论，可这些对他们来说咋就这么难呢？努斯鲍姆难以理解。

任何评论都是评论家此时此刻的一种解释

然而，世事难料，努斯鲍姆在写作这篇书评时并没有预见到美国的“911”事件。如果翻翻巴特勒在“911”事件之后迅速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例如《脆弱不安的生命：哀悼的权力与暴力》（2004）、《为自我提供一种解释》（2005）、《主体意识》（2005），以及《抵抗中的易受伤害性》（2016）和《战争的框架》（2009）等，便会发现她对于女性和人类的现实命运、对于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人的可生存性充满关切和思考。

我的朋友，一位专门研究女性哲学家的美国著名教授玛丽·维特对我说过，她编辑的书籍不写在世的女哲学家，因为人们的观念每天都在变化。所以，作为一个哲学大师，努斯鲍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人都是一个小宇宙，没有本质和固定属性，我们所看到的都是一些碎片，所评论的也都是一些基于碎片的解释，“认识你自己”是古往今来的哲学追求，我们连自己都很难说清，如何确定已经看透了他人？我这样说不是在强调不能评论他人，只是想说，任何评论都是评论家此时此刻的一种解释，千万别太当真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肖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