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性别”：中印学者理论和实证新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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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赫鲁大学召开的“语言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印两国学者提出，语言并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父权制文化的产物，语言中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语言这一特点并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根本改变，相反还会以文化再表现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了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促进两性关系和谐，构建科学的女性学话语体系，建立新的中立的语言体系至关重要。

■ 焦杰

近日，“语言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印度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召开，会议主办方是尼赫鲁大学的中国及东南亚国研究中心和语言文学与文化学院。中国和印度两国学者在友好愉快的氛围中就语言和性别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度交流。

会议议题丰富，重点在语言的分析与解构

为期两天的会议围绕着语言和性别的主题，分成“Gender in Literature”（文学中的性别）、“Gendered Language in Media, Films and Performing Art”（媒体、电影和表演艺术中的性别语言）、“Gender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语言和语言学中的性别）、“Role of Gender in Translation of Theories, Ideas and Texts”(性别在翻译理论、思想和文本中的作用)、“Practice of Gender in Appellations and Address”(称谓语与称呼语中的性别)、“Role of Science in Language and Gender”（科学在语言和性别方面的作用）、“Gender, Language, Politics and Power”（性别、语言与政治权力）、“Language, Gender and Culture”（语言、性别和文化）等八个议题进行了讨论。涉及的内容有中国古典诗歌、戏曲中的性别表达，印度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情感与生命体验，汉语、印度语、日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中的性别标识，语言与性别等级关系，性别的政治话语和女性学科话语的建构等，对各国传统语言中的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及相关的文化问题做了深入剖析。

虽然议题的内容很广，但是主题非常集中，不论是探讨诗歌、戏曲和文学文本，还是考察语言的表述与性别等级的建构，都围绕着话语和权力进行，着重对语言系统中的父权文化思维进行分析和解构。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杜芳琴以《说文解字》和《尔雅》为例研究了语言意义生产与性别建构，她从汉语的源流入手，通过对内外分工、婚姻亲属关系、道德行为及日常生活规范的梳理，指出汉儒就是利用语言意义的生产才建构了传统社会的性别秩序。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焦杰教授重点关注民间俗语中的性别权力建构，从精神控制、夫妻关系和言行控制三个方面分析了民间俗语的实质，指出一褒一贬是民间社会建构男性对女性的权力关系的惯常用法。

印度学者优莎·禅德兰（Usha Chandran）关注语言作为重述和反对性别歧视的工具，指出语言可能成为践行性别歧视的工具。斯尼格达·科纳尔（Snigdha Konar）侧重中国语言性别研究，认为性别语言有助于主导群体在不同领域创造和维持权力的不平等，是支配群体权利的一种表现形式。黑曼特·阿德拉卡（Hemant Adlakha）研究语言性别偏见，指出所有社会都存在语言性别偏见，父权制被认为是妇女在文化和社会上不断贬值的主要原因。后两位学者都通过对“她”字的考察，探讨了现代中国社会妇女形象变化的问题。其他学者虽然研究的文本和内容不同，但大多都对语言中存在的性别问题进行了分析。

中印学者各擅胜场，理论和实证都有新创见

在此次“语言与性别”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印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都与语言和性别有关，但从内容上来看，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首先，从主题来讲，中国学者更多地关注本土的语言与性别的文化建构，印度学者在关注本土的同时，也注重其他国家的语言与性别的文化建构问题。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有10人，大部分都以本土为研究对象，除前文提到的外，还有郭海文的《杨玉环与白居易的诗歌比较研究》、刘军华的《中国戏曲话语模式中的性别构建特征》、徐翠的《中国当代戏剧语言的性别表述》、刘薇的《汉语中的性别：称谓和称谓形式的选择》和李军的《重塑公共文化：微博用户结构与性别平等网络论述的兴起》等。

而印度学者除了前文提到的以外，还有科里马·斯里瓦斯塔瓦（Garima Srivastava）的《沉默与鸿沟: 女性自传文学》、阿鲁尼马（Arunima）的《萨拉斯瓦蒂·阿马（Saraswati Amma）<没有男人世界>》、达雅万提（Dayawanti）的《以巴金佳作<家>之人物为例来分析语言的性别差异》、贾纳什鲁蒂·禅德拉（Janashruti Chandra）的《语言中的女性标记——日语中的理想表述》、N Kamala的《性别标记的法语世界》等，涵盖了印度、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法国和拉丁美洲的语言与文学。显然，印度学者倾向于横向比较研究。

其次，从研究内容来讲，中国学者的视野更广。中国学者的研究内容融贯古今，包括政治学、语言学、古典文学、戏剧、电影、网络文化，以及女性学学科建设，并提出了有建设性的论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英桃通过对近代社会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地位的变迁，妇女对社会的参与和贡献及性别话语呈现的考察后指出，1840年以来，中国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的女性化对中国的性别关系和性别话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两性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发生变化，但性别话语中仍存在性别刻板印象和歧视妇女的内容。北京大学教授魏国英则梳理了中国女性学理论体系的产生及发展过程，提出构建科学的中国女性学话语体系，需要传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世界先进文化成果，运用中国观点对中国的妇女发展与男女平等路径进行阐释。

印度学者的研究视野虽显狭窄，但亦有独到之处。比如，拉马禅德兰·科塔兰巴(Ramachandran Kotharamba)试图使用物种进化的理论解释语言的发展，研究视角别开生面，观点也很新颖，其认为语言的发展犹如物种的进化，就像是一棵树，自然环境的变化会影响树的进化，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会影响语言的变异。

这次会议虽然只有两天的时间，但中印学者取长补短，既交流了研究心得，也拓宽了研究视野。这些研究以充分翔实的材料证明，语言并不是中立的，也不是客观存在的，作为父权制文化的产物，语言中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语言所建构的性别等级与权力都是具体的表现。语言这一特点并不会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社会制度的变化而根本改变，相反还会以文化再表现的方式呈现出来。为了推动社会性别平等，促进两性关系和谐，构建科学的女性学话语体系，建立新的中立的语言体系至关重要。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