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儿童保育支持 促进女性就业

尽管有许多数据显示，那些附带对父母工作要求的儿童保育服务津贴能有效促进女性就业，但它还是遭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仅仅促进女性就业并不够，我们还应该兼顾儿童的利益。

有学者建议，应该将儿童保育补贴与目前以工作为前提条件的儿童福利制度脱钩，进而与父母的就业状况也脱钩。儿童保育政策应聚焦在激励父母选择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上，即育儿补贴的发放应考虑以父母购买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作为条件。

■ 陈亚亚

导致男女职场地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女性的职场生涯受到育儿影响，因为传统性别角色规范要求女性更多地承担育儿的责任。

在职场上，一方面是越来越长的孕产假可能使得用人机构不愿招收女性，或者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来迫使怀孕女性辞职，至少是限制她们的发展；另一方面，儿童保育补贴的不足以及保育设施的普遍缺乏，也可能导致母亲的工作效率低下、生育后重返职场的过程较慢，还有一些女性则不得不辞职回家。

因此，在兼顾儿童利益的前提下来促进女性的职场发展，成为许多性别平等倡导者的关注重点。

与工作挂钩的儿童保育政策

舆论通常认为育儿假对女性就业不利，但对经合组织国家的考察却不怎么支持这个观点。经合组织国家的女性都享有带薪产假（平均约20周，北欧国家的育儿假更长），休假时间长的国家性别就业差距会更小。这可能跟北欧等国的性别平等状况领先于全球有关，当育儿责任由父母共同分担时，育儿假长就不会对女性就业产生太多负面影响。

不过，有一些研究表明，尽管育儿假对女性就业影响不大，但它会推迟母亲重返工作岗位的时间，长期来看对女性收入有一些不良影响。

那么对育儿进行补贴是不是更好呢？如果家庭获得育儿补贴，他们就有能力去购买儿童保育，从而可以将女性从育儿重担中解放出来。目前许多欧美国家都对育儿进行补贴，且幅度越来越大。

这些补贴措施中不少跟就业促进有关，例如2018年7月新实行的澳洲儿童保育津贴制度，就要求父母必须工作、学习、找工作或者在两周内至少做8个小时的志愿者。类似的还有2017年英国实施的“免税儿童保育”计划，也要求父母必须有工作，且每人每周收入至少115英镑，如果父母有工作只是处于暂停状态（如享受产假、陪产假或领养假）则不限制。目前，英国社区的儿童中心在提供儿童保育服务和亲子活动外，还提供家长就业指导与支持服务，其目的之一就是要扫除母亲就业的障碍。

在亚洲国家中，日本和韩国的儿童保育政策与欧美接近。日本的保育园是儿童福利机构，收费低廉，但申请的父母必须工作、就学或处于孕产期。2019年，日本打算扩大儿童保育补贴范围，实施保育“无偿化”政策。那些被政府认定为“（孩子）需要保育”的家庭在认证育儿机构可以享受免费服务，而认证外的儿童保育服务也将获得一定的支持。然而，这一政策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保育园陷入僧多粥少的困境。无独有偶，韩国早在2012年就提出无偿保育政策，随后入托难的问题大大加剧，甚至出现过1000多人排号等待报名的现象。

为什么在少子化的日韩会出现儿童保育困难的状况呢？原因是越来越多的日韩女性选择了外出工作。如果保育服务不能满足这些女性的需求，她们的就业积极性就会遭到打击，这给国家的儿童保育政策提出了挑战。

育儿补贴政策应激励父母选择高质量保育服务

尽管有许多数据显示，那些附带对父母工作要求的儿童保育服务津贴能有效促进女性就业，但它还是遭到了一些批评。因为仅仅促进女性就业并不够，我们还应该兼顾儿童的利益。

对美国各种儿童保育补贴所产生效果的一项研究说明，如果儿童保育补贴只着眼于鼓励父母就业，对购买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不做要求，那些低收入的父母就会倾向于接受低质量的托儿服务，因而对儿童产生不利影响。

有学者建议，应该将儿童保育补贴与目前以工作为前提条件的儿童福利制度脱钩，进而与父母的就业状况也脱钩。儿童保育政策应聚焦在激励父母选择高质量的儿童保育服务上，即育儿补贴的发放应考虑以父母购买儿童保育服务的质量作为条件。

将儿童保育补贴与父母工作脱钩还有一个好处，即不会将那些积极寻找工作的母亲排除在外。不过，降低儿童保育费用可能增加母亲寻找工作的可能性，也可能降低她们接受工作的意愿（如果工资太低，还不如回家带孩子）。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意大利的儿童保育分为两种，0~2岁可以选择托儿所，3~5岁在幼儿园。由于幼儿园有政府补贴，所以价格仅为托儿所的30%，而且几乎全覆盖（托儿所只覆盖约20% ）。最近意大利有一项儿童保育改革，把幼儿园的入园年龄从3岁降低到2岁，从而降低了儿童保育的费用，数据显示这一举措确实促进了女性就业，使得生育后女性重返职场的比例提高了6%。不过这一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收入较高的家庭，因为这些家庭在从托儿所转入幼儿园时享有较大折扣，而在其他阶层中则影响不大。

在意大利，女性常常被看作（并且自认为）是更适合照顾孩子的人选，所以她们倾向于不愿委托他人来照顾孩子。这导致意大利女性劳动市场的参与率是欧洲和经合组织国家中最低的。有一项研究甚至显示，向意大利女性传递正规儿童保育能给儿童带来好处的信息反而会减少她们的就业意愿。在接收到信息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倾向于让儿童去正规保育机构，但同时自己愿意付出更多；而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则不会改变自己育儿的决定。

这提醒我们，母亲的育儿决定囿于经济上的限制，同时也取决于她们对母亲身份的自我认知，促进女性就业的关键可能还在于对传统母亲文化的改造。

儿童保育与企业的关联

近年来，一些企业也开始关注到儿童保育的议题。尽管儿童保育对企业的直接影响很小，但间接影响却不容忽视。

低效的保育系统通常会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增加企业的成本：首先，由于保育机构的不完备，很多员工经常被迫留在家里照顾孩子，这给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其次，保育市场的高成本和低质量导致许多家长（尤其母亲）选择辞职，造成企业的人才流失，降低了企业的多元化，继而影响到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利润增长；最后，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发展至关重要，如果今天不支持儿童保育，未来的劳动力就可能丧失竞争力，这对企业长远的发展显然不利。

目前在欧美的一些大企业，父母可以跟机构主管协商，要求提供更灵活的工作时间。例如在IBM公司，员工经过申请在一周内可以有几天在家办公，这便于他们（尤其是女性）更好地处理育儿事务。

还有一些企业会补贴员工子女的保育费用，例如微软会给员工发放儿童保育补助，脸谱网给新生儿父母提供一笔现金（4000美元的婴儿礼金）用于补贴育儿。

此外，企业还可以在办公场所提供儿童保育服务，这将有助于母亲在产假后很快重返工作岗位，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内部就设置有托儿班和幼儿园。显然，这些举措有助于减少父母的压力，更好地促进女性就业。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