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对人生，更奋力地生活

残障女性肖像展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周韵曦 文/摄

12月2日，北京残障女子图鉴画册发布会第一季暨残障女性肖像展在北京创享空间的会议室里开场。在十位残障女性肖像照的围绕下，几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残障女性相聚于此，她们或倾诉自己的人生故事，或为别人的讲述鼓掌流泪，以这样特别的方式迎接国际残疾人日。

被人说“不”，被人称赞“身残志坚”，这对残障女性来说是“家常便饭”。随着人生路越走越长，她们开始思索和期待，如何在“残障”和“女性”的双重标签下，过上更自由、更有尊严的生活。

最想当老师，呵护边缘学生

12月2日，当徐健牵着自己的导盲犬呆萌出现在活动现场时，她和呆萌立刻成了大家争相合影的“明星”。如果不知情，旁人很难发觉，这个外表靓丽、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姑娘看不见。

徐健出生于1980年，由于是女孩，她不被奶奶接受，甚至不能按族谱上的“建”字辈取名。直到亲戚家第二个孩子出生取了名字，她的姓氏后面才“随便”加上一个没那么阳刚的“健”字，虽有了自己的名字，但“其他孩子按族谱取名都是三个字，只有我是两个字”，她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她曾度过10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学过两年国画，学过素描，还在少年宫舞蹈团跳了三年舞”，但眼睛看不见后，这些爱好都停止了。

小学三年级的某一天，徐健突然看不清黑板了，医生最终给出结论——眼底黄斑变性。徐健回忆，由于当时没法医治，也不知道这个病最终会怎么样，她只能一边寻医一边在普通学校就学。

徐健并非全盲，一直以来，她都具备一些识别光感、颜色和物体轮廓的能力。但得病后，她的小学阶段只剩下了一个字：“混”。“那个年代并没有融合教育，老师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也没有什么好的教学方法，大家都认为这个孩子生病了很可惜，在这里‘混’着就好。”

从小学到高中，徐健虽然过得异常艰难，可她还是坚持了下来，但高中毕业后，她因通不过体检只能选择放弃考大学。后来经残联介绍，她才知道可以学习盲文，并得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专门招收眼睛不好的学生。

2000年，徐健如愿考上大学，就读音乐表演专业。虽然看不见，但她一直怀揣各种梦想。“上初中时，我想做一名舞蹈家，想当作家，后来还想过当演员，甚至还想过成为一名花样游泳运动员。”

但徐健最想做的，还是当一名老师。在她看来，不管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都应该无条件地接纳他、鼓励他。“以前班里有很淘气的学生，他们都帮助过我，我觉得那些同学真的非常可爱。”她说，“如果我能成为一名老师，不管学生学习成绩如何、身体是否健康，我都会好好地对待他们、尊重他们。”

2010年，有公益基金会开办了盲人呼叫中心培训班。通过培训，徐健进入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做电话销售，在这行一干就是7年。2018年，凭借之前积累的工作优势，她来到北京加入优客工场运营部，和公司一起通过整合各界资源，为企业在招聘和留用残障员工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出于拥有这些经历，她一直倡导盲人去尝试从事呼叫中心行业。“盲人对声音的敏感度、记忆力都是比较占优势的，大家可以走出家门，大胆去尝试这个行业。”言谈间，记者看到，徐健的大眼睛虽然看不见，但黝黑中仍然透着光亮，透出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尽管荆棘密布，也要走好人生路

残障女性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受教育难。

因小儿麻痹导致瘫痪的程利婷，9岁起便没有学校愿意接收她。因为无学可上，当时她只能借来邻居姐姐的课本自学，还给自己制定了课程表，安排了晚自习。

上学时，因髋关节发育不良导致两腿长短不一的杨莉蓉曾遭到校园欺凌，这段经历让她变得自卑、低迷。后来，好学的她通过自学心理学，学会了处理人际关系，还通过培训班、网络公开课等学习了社会性别理论和残障人发展理论。如今，她通过制作永生花、压花的方式，为残障姐妹们提供艺术心理治疗。

然而，走出家门、迈出独立生活的第一步对她们来说并不容易。

“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残疾女性往往被当作需要保护的孩子。”来自湖南的脑瘫患者彭玉娇这样说道。

第一次提出要离家出去闯荡时，父母给潘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上下床怎么办？“我说我自有办法，其实心里并没有底。”因神经母细胞瘤导致下身瘫痪后，潘潘一生不能离开轮椅，但她还是选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来到了北京。

她曾说，自己想留在北京生活，但有人当场泼她一盆冷水：“你一个柔弱的小姑娘，轮椅都滑不动，拿什么留在北京？”这份直白的否定让她哭得稀里哗啦。

然而，潘潘还是坚持了下来。如今，坐轮椅对潘潘来说已不是问题，她一样要外出工作，一样有独立生活。工作时，她也会面对很多伤友，她总是希望用自己的热情和经历告诉他们，即使坐轮椅，只要愿意付出行动，一样能过上期待的自由生活。

让残疾人融入正常社会生活

“你们看到残疾人会想到什么词？”活动现场，程利婷抛出这个问题后，她很快收到很多字面上具有积极意思的词汇：身残志坚、不容易、自强不息、正能量。但和程利婷一样，几乎所有的残障者并不愿被这样的词汇“绑架”。

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10亿的残疾人。200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部为保护残疾人权利而专门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作为公约最早发起国之一，中国于2007年3月首批签署公约，200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约。

虽然中国政府为保护和促进残疾人权利做出大量积极努力，但很多人仍不知道的是，公约确认了残疾是一个演变中的概念，“残疾是伤残者和阻碍他们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的各种态度和环境障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

“也就是说，是因为社会各种各样的障碍，才有了残疾人、残障者这样的群体出现，如果有一天这个社会所有的障碍都消失了，不管是视障还是肢体障碍的人都能很方便地参与社会生活，就没有残疾人这个概念了。”程利婷表示，这个群体如今已很少用“残疾人”这个词自称。

“本次发布会上所分享的故事，也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残障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反映出仍需继续扫除相关障碍。”彭玉娇指出。

但积极的变化也在不断被感知。

“如今，社会对残障女性的态度真的在发生变化，我觉得是因为女性的整体地位提高了。”徐健发现，如今，“大家不会觉得残疾女孩子不能上学、不能工作。家长也会请一些家庭教师，努力提高残疾孩子的各方面素质。”

残障女性也并没有因自己的“特殊”被阻挡在美好生活之外。

30岁前，脑瘫患者李希奇不管是事业、爱情、家庭都努力希望做个“正常人”，她顺利成家，和丈夫经营着收入不错的生意，但在生育方面，她却一直不敢渴望，怕社会带给孩子不好的眼光，怕生育不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更怕自己达不到人们推崇的光辉伟大的母亲形象。如今，想通了的她在30岁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母亲的身份让她的思想有了更多转变，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

程利婷报了培训班，学习电脑和美术，自考了成人大学。起初，为了自力更生，她在网上找了份发广告的兼职，第一份工资是60元。后来，她又找到了一份游戏设计的工作，一个月最多能挣八九千元，现在她又开起了网店，生意越来越好。“我不想成为被照顾的角色”，程利婷觉得，“经济独立能让父母对我放心，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还可以给父母买东西。”

在一次与老板的聊天中，当潘潘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和计划后，竟改变了老板对她的固有印象。“入职时，我的工资是低于同期男职工的，但现在，我终于赢得了公司的认可。”说到这里，这个长相惊艳的女孩子大喊：“颜值吃不了饭，还是得凭实力说话。”

彭玉娇与小伙伴一起成立了服务残障女性的公益机构，她相信：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在宇宙中漂泊。“我相信我们会成为哥伦布，每天都在发现新大陆的征程中，就让那些灰暗的日子化为今日创造和改变的动力与激情。”

联合国呼吁充分保障残疾人权利

新华社联合国12月3日电（记者林远） 纽约联合国总部3日举行多场活动，纪念国际残疾人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可持续的世界，充分保障残疾人权利。

古特雷斯当天发表致辞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之一就是减少不平等，让包括残疾人在内的所有人平等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这意味着各国要切实执行《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残疾人的声音和关切纳入国家的政策和议题中。

古特雷斯说，联合国当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残疾人在大部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过程中仍处于劣势地位，但国际社会正采取越来越多措施增强包容性，使更多的残疾人获益。

1992年10月，第47届联大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2月3日定为国际残疾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