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8年注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特殊年份,它既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第40周年,还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20周年。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住房制度、人均居住面积、居住水平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据统计,全国城镇人均面积从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3.6平方米发展到2017年的人均40.8平方米;从最初的筒子楼,到单元房,再到如今的商品房,作为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的产物之一,中国的房地产业走过了辉煌的40年。
在这一历程中,1998年值得一提——“福利分房”时代宣告终结,住房走上商品化道路,房屋、房价上升到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层面。从此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产业进入“黄金年代”。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40年来,我们从“居者忧其屋”到“居者有其屋”;“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到“我要一个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让住房回归居住属性,为民众创造安居乐业的沃土”的指导方针,让家家户户都实现了“梦想照进了现实”。
每个人的点点滴滴,串联起难忘的光阴故事;40年,我们的努力,实现了太多笑谈中的住房梦想;无数个小家组成了一个“大家”——国家,当每个小家幸福了,安居乐业了,国家自然就繁荣昌盛了。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房子就是家,家就是房子。而改革开放40年来,对于住房而言,就是一个从“想要”到“拥有”的过程。从苏芮的《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到孙燕姿的《完美到一天》——“我要一个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这40年我个人和我的家庭,都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
梦想照进现实
——两代人从无到有到宽敞的“房”记事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胡杨
作为一个“60后”,年轻时我们都听过潘美辰的那首歌《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它……”
在中国人的潜意识里,房子就是家,家就是房子。而改革开放40年来,对于住房而言,就是一个从“想要”到“拥有”的过程。的确,我们都如愿以偿地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安居乐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父母的家
直到1986年,我父母已整整在新疆农二师28团工作了30年。他们是1956年响应国家号召,从河南去新疆支边的。所以我对家的最早记忆,就是团场分的平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父亲发的最多感慨。1986年,父亲事业正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母亲在当时也开始搞起“庭院经济”,并成为致富能手。记得那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井上,3间平房的独门独院,母亲的工作是看井,负责开闸放水,浇地。当时我们家门前有两架葡萄,还有20多棵香梨树,几分地,母亲养鸡、养羊顺带着种菜、卖香梨,这样除了工资外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而这一切都随着我到北京上大学而改变了。在我的督促下,父母决定回迁内地。因为母亲年纪大了不好找工作,所以45岁她就办理了退休手续,而父亲被安排在河南省漯河市源汇区粮油食品公司做党政工作。
记得刚回漯河时,父母和哥哥、妹妹租住在亲戚在河堤下的一间小平房中,低洼、潮湿。后来还住过父亲单位的房子,城东城西搬了好几次家。
1993年,那时买房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天方夜谭,但是父母太想安顿下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了。听说他们要买房,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工作后的所有积蓄拿了出来,买下了我们家的第一套房产。那是一套两室一厅80平方米的房子,当时房款是3.6万元。
房子在沙河边上,因为紧靠市中心,晚上河堤下舞场里的音乐声,小摊小贩的叫卖声,连同夏夜里阵阵微风和闪烁的灯光,总让我想起“清明上河图”。
而最让人惊奇的是,父亲从新疆回内地后,就到离漯河市两里路远的老家堰城县胡庄,买了3分的宅基地,然后花1万多元盖起了3间大瓦房。这一举动在当时备受家人争议,但是多年以后,大家不得不佩服父亲的高瞻远瞩。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区很快就发展到老家边上了!胡庄离107国道只有500米左右,而107国道以东属于市区,以西是乡村。
2007年,地处市中心、沙河边上的房子“遭遇”拆迁,补了16万元的拆迁费。是继续在城里买房还是搬回村里住?叶落归根的念头让父母决定——还乡。很快,那被冷落了十多年的三间大瓦房就在父亲的监督下,焕然一新成为三层楼房。父亲逢人就说:“来看看我的乡间别墅!”
父母的“乡间别墅”,紧守着另一条河——澧河。每次探亲,我都站在三楼的平台上羡慕不已。三层楼的大院,老两口想住哪屋住哪屋。院门前就是麦田,在这里“风吹麦浪”已经不是歌里唱的,而是眼前鲜活的景象。每年4月油菜花开得黄灿灿的,让我不再渴望去什么婺源看油菜花开,而是赶快回家。而且自从父母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后,老两口更加神清气爽了。
“从二环里到五环外”之我的小家
1989年大学毕业我选择留校工作,其中就考虑到有宿舍。当时我分配在各单位的同学,好些都没地方住,到处“打游击”,而我那筒子楼里的一间宿舍竟成了“香饽饽”。每到周六都有同学来住,记得小雯同学还在我那里支起行军床,一直“过渡”到她出国。
筒子楼的日子就像一曲锅碗瓢盆交响曲。长长的楼道黑黢黢的,白天都要亮灯。当时我们都在楼道里做饭,使用的是煤油炉,而煤油要到海淀煤油站凭票购买。当时两人一间,我的对面是一个博士生,一家三口住一间,大约15平方米。
1993年我从学校调入报社工作,告别筒子楼,搬到了单位宿舍,依然是两人一间。直到1996年结婚之后,我都是集体宿舍里的“钉子户”。
那时我们都是“流浪的燕子”’,渴望一个小小的家。
其实,在房子问题上,我体会到了“福兮祸兮”的道理。比如:不幸的是,我是最后一批单位福利分房的“弃儿”;而幸运的是,2000年我成为“首批”贷款买房者,当时贷款20万,购买了第一批经济适用房,120平方米,每平方米2600元。
记得我们搬进新家的那天,正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的那天——2001年7月13日。晚上我们一家三口去公园看烟花,我内心的烟火,比天空的还要璀璨一万倍。
从二环之内的单位宿舍,搬到五环以外自己的家,虽然离市区远了,交通当时很成问题,但是这里的空气、环境真的是“好美好美”。这些年我时时刻刻都活在感恩中——小区绿化面积大,物业方面可谓物美价廉(每平方米0.5元)。小区的园林师傅每年不断变换着品种种植各种花草,美人蕉、蜀葵、金盏花、金银花、鸢尾花还有我最爱的木槿等等,我都是在小区里认识的。
每次走在属于我的花园小径,都忍不住拍照发朋友圈,朋友们会问“这是哪个公园啊”……
当初这里交通不便,而这些年地铁13号线、8号线渐次通车。现在我唯一后悔的是,为什么2003年早早就还清了贷款,而没有再买一套房?看来还是不愿当“房奴”啊。
这两年,小区里一直在呼吁安装电梯。那天物业人员来调查,我心怀感激和期望地说:“如果再配上电梯,我这里就是养老的天堂啊。”
是的,我们小区都是六层板房,我住在顶层,采光无限好。比如冬天,我也可以大开窗子,坐在窗下工作。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窗前有菊花和满天星,还有窗栏上争艳的喇叭花。转头看见地板上的投影,耳边响起“天晴别忘戴草帽”的歌词。
从苏芮的《我想有个家》——“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到孙燕姿的《完美到一天》——“我要一个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这40年我个人和我的家庭的住房沧桑变化,真的就是验证了那句话——梦想照进了现实。
每周市郊辗转一番,双休日就好比过节,时空的交互转换使得假期充满仪式感;郊区有院子的大后方,是我们心灵休憩的驿站,能量补给的源泉,更是爱的加油站。回想刚落脚上海那年,就连我们的婚礼,都是在集体宿舍举行的。感谢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从新千年牵手时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到而今拥有的城里城外的公寓和花园洋房,这些不敢想象的变化,也是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我们见证和参与了时代的变革,也是这个美好时代的宠儿。
好日子:城里有套小房子郊区有个大院子
■ 吴明慧
人到中年,还玩儿起了时髦,两个半老不老的人如今成了同城周末夫妻,5+2的生活模式快满一年了。我带着读书的儿子,工作日住在市区;周末及节假日,回到郊区,一家人小团圆。
每周市郊辗转一番,双休日就好比过节,时空的交互转换使得假期充满仪式感;而郊区有院子的大后方,是我们心灵休憩的驿站,能量补给的源泉,更是爱的加油站。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让按部就班的平淡日子多了几许期待。
结束一周的忙碌,乘上地铁,就能回到宽敞温暖的爱巢。而我们夫妻之间的感情,并非因为聚少离多而有些微疏淡,反倒更加懂得珍惜相聚,爱惜彼此。
这就是我在这座繁华都市上海打拼了20年才有的美好生活啊!
回想刚落脚上海的1998年,那时我刚刚大学毕业,能够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屋檐已然欢天喜地。当时市中心那不足40平方米的老公房,就是我们两个年轻人在新千年举双方家庭之力实现的最初梦想。如果不是为了迎接新生命的诞生,我们还一直住在教育局的集体宿舍里;就连我们的婚礼,都是在集体宿舍举行的。
在城市生活的第一个五年里,我们忙着工作,忙着育儿。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明显感觉住处太紧张了,从长远考虑,必须改善居住条件。于是,2006年,我们在郊区买了大房子。直到去年年初,经过大半年的装修,才有了我们眼下一周一聚的后花园:确实是带有花园的房子哦。
顶楼带阁楼和露台,我们将其改造成生活区与休闲区,这样阁楼成了不染尘世烟火的存在,既有先生做紫砂壶的工作室,也有我们周末喝茶的禅室。而原本不起眼的露台在有相当丰沛艺术细胞的文科男手下,打造成了拥有一方领空、夜夜明月清风、写满恩爱和谐的乐园。
在这里种下的何止是花草,更是诗意,是活到应该睿智通达的中年人对局促人生的突破和向往。
每每提及我的小院儿,心里都暖意荡漾。在这片给予心灵无数滋润的土地上,我重新做回了孩子,把童年时没有见过的虫子、还不认识的植物,悉数学习了一遍。
守着一粒种子成长的日子,是富足的;收获满架扁豆角、晒出一串红辣椒的生活,是骄傲的;两个鬓发微霜的中年人在院子里数星星的夜晚,是甜蜜的。拥有这样生活的人生,夫复何求?
周末的夜晚,我在院子里给在北京的妈妈打电话。我给她讲园子里的小青菜,篱笆墙上的“葫芦娃”,鸽子笼上的老丝瓜。妈妈总是连声夸赞:“多好的生活啊,好好过。”
妈妈心里最清楚,出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我们兄妹俩曾经过的苦日子。我的老家在东北一个县城,低矮的平房,室内光线阴暗,冬天的窗子和房门总是结满冰霜。从小到大,我们一家四口一直睡一铺大炕。我们也没有书桌,可以折叠的吃饭用的饭桌也是书桌。而今,从东北县城小镇上走出来的兄妹俩在近20年里,在各自生活的城市立足打拼,眼下均已小有家业。奥运会在北京举办的那年,哥哥在京城也为父母安置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从此,东北老家成了永恒的回忆。
眼看又到周末了。度假的仪式感又鼓囊囊地装满了双肩包。周五下午一下班,直奔地铁。这是我们夫妻俩的无言约定:“我在楼上小花园等你。”
感谢眼前所拥有的一切,从新千年牵手时的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到而今拥有的城里城外的公寓和花园洋房,这些不敢想象的变化,也是40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我们见证和参与了时代的变革,也是这个美好时代的宠儿。
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 40年间我们的家庭装修设计也从“无”到“有”,从追求大众化设计的硬装修,到如今追求个性化设计的软包装,其实这一变化历程,也正是我们审美意识的大进步。现今,随着“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不再执着于居室的过度装修,更重视环保、便捷、智能化的设计,开始享受时尚、精致的生活方式。
从无装修到个性化装饰:家居审美开启百花齐放
■ 季龙
前麦肯锡合伙人李一诺女士讲过自己的一个故事:她小时候家里穷,20世纪70年代她父母从乡下调回城市,分到一套40平米的小房间,很窄、很破、很脏、很乱。但她的母亲用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买了沙发,买了桌布,缝制了地毯铺在地上,重新刷了墙壁,让父亲做了一个合适的茶几,亲手把40平米的房子,变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温馨小家。
她动情地说:“每一次回家,我都感觉到无比温馨、温暖。他们告诉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对生活的审美与热情。”
作家木心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短短的40年间,我们的家庭装修设计也从“无”到“有”,从追求大众化设计的硬装修,到如今追求个性化设计的软包装,其实这一变化历程,也正是我们审美意识的大进步。
一个懂得审美的人,就不止是生存,而是在美好地生活了。
20世纪70年代——无设计
20世纪70年代,住房分配制度还是“等国家建房,靠组织分房,向单位要房”,物资缺乏,普通老百姓住房毫无设计可言。那时大多数人住的是平房,或者挤在“筒子楼”里,人口多、居室面积小、三代同居一室是常见现象,房子能住得下就行,根本谈不上任何装修和设计。
20世纪80年代——设计萌芽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出现了新建的居民小区,每家每户开始设置卫生间、厨房、客厅、餐厅,“筒子楼”逐渐被单元楼取代。
福利分房一般做过基本装修,所以很多人都是直接入住。但也有一些家庭会把自己的家稍稍打扮下,比较流行的装扮是墙面涂上草绿色或浅蓝色的墙裙。有条件的家庭,开始往地上铺软质地板胶。
20世纪80年代国内家具企业也开始引进机械设备,进行流水作业。板式家具轰然出世,引领了家具行业的风潮。上世纪80年代末,组合家具也悄然面世。具有象征性的组合沙发、组合柜开始畅销,人民的生活质量提升了一个台阶。
20世纪90年代——设计蓬勃发展
20世纪90年代,福利性住房退出历史舞台,商品房设计的变革,成功改善了人们的居住条件。90年代的商品房,加大了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的面积,较高档次住宅还有餐厅、书房、储藏室,卧室以外的居住空间大大扩展。权威人士说,以实际的居住面积算,当时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18平方米。专业家装设计公司应运而生,蓬勃发展。
21世纪——设计开始注重智能化与人性化
进入新世纪,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室内和室外的自然景观融合在一起,满足对大自然的向往与追求,从而使室内空间更具人性化。
现今,随着“轻装修、重装饰”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不再执着于居室的过度装修,更重视环保、便捷、智能化的设计,开始享受时尚、精致的生活方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敞开国门,拥抱世界,家居装修装潢业也从无到有、百花齐放,相信随着匠心精神的传承发展和不断创新的设计变革,我们的家居生活将会越来越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