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已去，江湖已远

对于先生而言，这固然是一世岁月的终结；而他应该更希望自己广袤的文学魅力和武侠精神超脱于生死，在洗净人世浮尘之后，又一次迎来晨风扑面的崭新启程。

■ 李咏瑾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港逝世，当代武侠最具分量的一重帷幕就此缓缓落下。

顷刻之间，各种媒体的哀悼如浮浪上涌，那种“世间再无某某”“别了，某某”的句式，这一次添上了金大侠的名字。我却觉得对于金庸先生而言，这固然是一世岁月的终结；而他应该更希望自己广袤的文学魅力和武侠精神超脱于生死，在洗净人世浮尘之后，又一次迎来晨风扑面的崭新启程，就像他笔下的大英雄大豪杰，“双腿一夹马腹，仰天长嘶间，便如流星一样飞驰出去”。

大半个世纪之前，这样的启程曾于战火纷飞中开始过一次。彼时那位尚叫查良镛的青年颠沛流离到香港，之前怀揣的诸如教师、学者、外交官等等梦想一一破灭，“我们家本是相当富裕的，但住宅、园子都被日军烧毁，母亲与弟弟都在战争中死亡。”海宁查氏的子弟，源出姬姓，为周公长子伯禽之后，满面书卷，却依然铁骨铮铮，于是投入媒体，以副刊起家，从《东南日报》到《大公报》，再到中年创办《明报》，遂成香港一代传奇报人。

故事的转折发轫于1954年，属于武侠的时代呼啸而来，当时的《新晚报》武侠连载可谓一稿难求，主编罗孚只好求助于当时在该报任职的武侠迷查良镛，查良镛说可以试试，便把名中最后一字一分为二，用作笔名“金庸”。金者，就砺则利；庸者，大巧若朴——谁也不会想到，日后这个名字会在中国武侠文学史上如此震古烁今，如同巨石当中抽出一柄利剑，劈开了一个全新的武侠世界。从动笔到封笔的17年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14部武侠经典，部部名动江湖。仅在他1972年封笔之后，由其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仍旧霸屏四十余年，由此捧红的一干影视剧明星已成传奇之后的传奇，可以说是华人所在之处，无人不识金庸。

金庸的武侠小说，给读者的沉浸感极强：当世高手华山论剑，宋辽两朝雁门对垒，朝代更迭波澜壮阔，复兴家国矢志不改，由京城至塞外，由江南至沧海，鲜血与宝藏，宫闱与密谋……若论情节扣人心弦，鲜有作家与之比肩；郭靖的侠之大者，乔峰的豪迈壮烈，令狐冲的潇洒率性，韦小宝的古灵精怪……无论是波谲云诡的江湖，还是侠肝义胆的人生，他的一支雄笔如同利铲，鲜血淋漓地挖掘出人性幽微的波澜壮阔处；他写侠，可又不尽写侠，笔下世界恣意汪洋、包罗万象，文史哲禅，信手拈来；琴棋书画，无所不精，阅读他的武侠，犹如徜徉在宏大的历史长河之畔——他是以武侠这一文体，来承载自己对世界的思辨、对历史的感悟以及对光明人性的无限寄托，这一审美早就远远超越了所谓男性或是女性的单一视角，从某种程度上，上升到了对于人类文明整体的追问和哲思。这是人类个体的又一次仰望星空，在此起彼伏的潮汐冲刷下，他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喟叹和天问——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金庸一直是一个深负使命感的人，笔端侠义只是他在现实生活中慷慨激昂的缩影：1981年，受到邓小平接见；1982年，撒切尔夫人首次访华前，专程绕道香港与他单独会晤，希望他在香港问题上站在英国一方，但他大手一挥：“没得可谈！”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他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组成员；1988年，他又与查济民提出“双查方案”，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喜欢的那些英雄，从不仅仅在口头上讲侠义，何谓侠之大者，当然为国为民！

在取得巨大的成功和知名度后，他一直在给自己做着减法：1972年封笔；1989年，《明报》创刊三十周年之日，卸任社长职务；20世纪90年代，将《明报》集团出让，退出商界；2007年，辞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职务……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在80高龄之际，重新负上行囊赴剑桥深造，皆因“做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

查良镛先生早已退出了“江湖”之外，而我们仍在江湖之中怀念着那个叫“金庸”的人所书写的传奇。在他的14部作品里，写过那么多经典的相遇和重逢，自然也写过很多经典的别离，借用《神雕侠侣》里的一番话，我们在这里送别他：“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