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美,本应是女性的一种天性与追求,怎么能被指责与诅咒,被扭曲甚至成为被骚扰的理由?正如《堂吉诃德》中的玛赛拉一样,在当今时代,女性依然需要保持天性的独立,并勇敢地为美辩护。
■ 罗佐欧
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有一个被读者和评论家鲜有关注、探讨,却令我惊异而难忘的故事——牧羊女玛赛拉的故事。
故事大体是这样的:玛赛拉是一个富豪的女儿,父母早亡,由当牧师的叔父抚养长大,但她不喜欢娇生惯养的家庭生活,而喜欢当自由自在的牧羊人。她长得貌美惊人,很多年轻男子都很爱慕她。其中有一个大学生格利索斯托莫,也是富家公子,学富五车,能写一手好诗,为了追求玛赛拉,他也打扮成了牧羊人。但玛赛拉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使痴情的格利索斯托莫悲伤不已,并最终选择了自尽。为这件事村里闹得沸沸扬扬,人们纷纷谴责玛赛拉,认为格利索斯托莫的死是她造成的。
在格利索斯托莫留下的“绝命诗”中,他指责玛赛拉是“狠心的姑娘” “刺骨地冷酷”。尽管他没有将死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对方,“我遭她嫌弃是咎由自取,磨折我是爱神施行专政”“我为你牺牲,死而无怨”;但也和她的拒绝脱离不了关系,“你的鄙夷对我指示了道路,我只能斩断这苦恼的生命”“你的偏见造成我的短见,我厌弃此生是理所当然”。
这些指责,使人们更坚定了对牧羊女的判决:所有这一切都归咎于她的美貌,是她的美貌迷惑了格利索斯托莫,并使他最终选择了轻生。他们认为格利索斯托莫是受她诱惑、被她折磨而死,竟然称她猛兽、妖精和无情残酷的怪物。在东西方文化中,这几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红颜祸水,认为漂亮的女人是许多祸害的根源。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例子,海伦、褒姒、杨玉环等,人们往往理所当然地将战争的爆发或国家的动荡归咎于她们。这种观念认为:女性的美具有难以抵挡的魅惑力,是一种错误,甚至是一种罪恶。
富有戏剧性的是,就在格利索斯托莫下葬的时候,玛赛拉不顾可能遭遇的危险,出现在了人们面前。作者写道:岩石顶上“忽然出现一个光艳照人的神仙──她真像个神仙”“她相貌比传说的还美。没见过她的都凝望着她默默赞叹,见过的也惊诧无言。”她不畏惧人们的愤怒和指责出现在葬礼上,她是为自己辩护而来的,这也是为美做的辩护:
“照你们说:我天生很美,害你们不由自主地爱我;因为你们爱我,我就应该也爱你们。你们是这么说、甚至这么要求我的。我凭上帝给我的头脑,知道美的东西都可爱。可是不能就说:因为他爱你美,你就也得爱他。也许爱人家美的,自己却生得丑;丑是讨厌的。假如说,因为我爱你美,所以我虽丑你也该爱我,这话就讲不通了。就算双方一样美,也不能因此有一样的感情……况且你们该想想,美不是自己找的,我有几分美都是上帝的赏赐,我没有要求,也没有选择……一个女人的美貌好比远处的火焰,也好比锐利的剑锋;如果不挨近去,火烧不到身上,剑也不会伤人……一个美女难道因为男人爱她美,就该遂了他的心愿?”
那个时代的女性,在婚恋上并没有多少自主权,大多数时候都是被世俗和道德所绑架。因而,一个女性能像玛赛拉具有如此清晰、坚定的觉醒和独立意识非常难得,就连堂吉诃德也为她的自由和个性打动,他挺身而出要保护她,阻挡其他人再去追逐她。
《堂吉诃德》写于文艺复兴时期,被誉为现代小说的开端之作。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饱含人文主义精神。在这个故事中,作者所传达的女性独立、觉醒的意识甚至是超前的,而玛赛拉的辩护不仅对当时的道德观念充满反击性力量,这份美的辩护在当下也仍可以剑指同样根深蒂固的观念的偏隘。
在重读《堂吉诃德》中的这个故事时,我联想到了最近在网络上热议的“Me Too”运动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其中令人惊讶的是,有些人的观点,在本质上竟和《堂吉诃德》中的那些牧羊人和村民的观点如出一辙。
谈到女性在公共场合被骚扰的问题,有的网友不仅不去谴责那些骚扰者,反而将矛头指向了被骚扰的女性、把责任推卸到女性身上。“你们为什么穿短裙、短裤,衣着那么暴露?”“谁让你们打扮得这么妖娆呢?”“你既然能骚,为什么我不能扰?”这种逻辑也就是说:女性长得好看、打扮漂亮是一种错误,是对男性欲望的撩拨,所以会遭到骚扰。但实际上,那些着装内敛,并不暴露的女性,同样会遭到各种骚扰。此外,有人甚至认为“能被骚扰,是对女人美貌的最高赞美”这种说辞,不仅将骚扰者的道德污点抹得一干二净,还将骚扰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对女性的一种“赞美”,因而女性就应该接受甚至迎合这种骚扰。
纯粹的美,本应是女性的一种天性与追求,怎么能被指责与诅咒,被扭曲甚至成为被骚扰的理由?正如《堂吉诃德》中的玛赛拉一样,在当今时代,女性依然需要保持天性的独立,并勇敢地为美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