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挑战 拾荒者该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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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富东燕

拆迁上楼后，以前忙于在田地里劳作的侯大妈顿时闲得不知所措，偶然发现捡捡瓶子、硬纸壳等既能卖钱，又能有事干，于是，开始了这份营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客户”积累，肯吃苦的侯大妈已经不用在垃圾箱里捡拾废品了，每天有需求打电话过来的“客户”供不应求。

本来风生水起的“买卖”，由于去年北京一场大火后的整顿，再加上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策，让侯大妈犯了愁，“活儿越来越多，但积攒了一车的东西没地方卖，以前的回收车、回收站都搬到了很远的地方，去一趟要大半天，很麻烦。”回收不方便的问题让侯大妈放慢了脚步，小区里一些零散捡废品的人也都被迫不干了。这样一来，小区以前纯粹的垃圾箱里出现了很多可回收的东西。

“2014年，北京的废品回收人员和回收量达到顶峰，那时候，运到垃圾焚埋场的垃圾里基本上没有可回收物。”北京零废弃的工作人员陈立雯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说。陈立雯是一个全职环保行动者，过去近十年间，她对北京垃圾分类、北京拾荒体系、全国垃圾焚烧末端垃圾处理等情况，做了大量调研。

“垃圾中可回收部分的再利用价值巨大，拾荒者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极大肯定了废品回收人员的作用。

近年来，面对废品价格持续走低，人力、仓储、物流价格不断增高，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等政策的影响，废品回收者和废品回收点急剧减少，传统的废品回收行业日益萎缩，这为城市的垃圾管理带来诸多问题，更导致可回收废品无法有效利用。如何破解该难题，让众多环保主义者焦虑起来。

拾荒者是垃圾回收分类的主力军

周晋峰近两年一直在观察北京一个示范小区的垃圾回收情况，“过去，天天能看到这个小区的几位废品回收者骑着三轮车，拉着从居民家里收购的废塑料、废塑料瓶等出入，他们大大提高了废品回收率和回收量。”但最近一段时间，周晋峰发现，不知何故，该小区突然设置了门槛，不让回收者进入，这一个举动导致整个小区的垃圾量大幅度增加，再循环的回收量大幅度减少。

“每个小区都是一样，拾荒者的不稳定会导致小区垃圾的变化。”周晋峰说，这些拾荒者们以自己的劳动实现了垃圾减量、垃圾再利用。事实证明，在我国现有环境下，比起垃圾分类箱的效果，拾荒者的效率和质量要高很多，拾荒这个环节必不可少。

对于城市垃圾的处理，著名环保人士冯永锋也曾表示，目前主流的填埋和焚烧皆非长策，分类综合利用是垃圾问题的唯一出路，“填埋是把垃圾藏在地下，焚烧是把垃圾扔到空中，都是一种污染转移。”

因此，垃圾分类是所有垃圾处理方式的前提。尽管早在近20年前，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就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各种看似科学的垃圾分类箱迭代生产，但效果却一直不尽如人意；前端分好类，运输时又混在一起的现象也已是常态。

而拾荒者队伍却帮助北京实现了废品的分拣与再利用，减少了最终的垃圾处理量。有学者估算，北京目前约有17万多拾荒者靠废品回收维持生计，他们一年所拾捡的废品、垃圾有近200万吨。

但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制度化的城市垃圾层次化管理体系，运输和后端的处理都是由政府主导，但源头的收集分类却主要由不稳定、且无政府主导的拾荒者队伍来承担。

多年来，走访和调查过垃圾处理所有环节的陈立雯指出，生活垃圾中大概有30%是可回收物，其中90%以上都是拾荒者在回收，他们有的捡拾，有的在固定回收点，“他们很辛苦，但工作做得很好，分类非常细致，光塑料就能细分为4种。”但随着北京土地使用功能不断外移，这些回收点从四环搬到五环，现在差不多搬到了六环外。“回收点的外移和减少，导致最前端的垃圾废品没有出路，收集和分类处理不好，后端的压力就会变得巨大，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再来进行垃圾分拣。”

“我已经被迫搬了5次家了，越搬越远，但库房的租金却越来越高。”多年从事一线废塑料回收的王超有点无奈地表示。

“非正规部门”善于搭建关系和提供服务

重点研究中国循环经济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博士潘介明在过去几年间，以观察、采访等方法剖析了城市废品回收中“非正规部门”的作用。之所以叫“非正规部门”，是一名学者对于拾荒者的尊重。

潘介明指出，近年来，中国废物产生量的增长率极高，这导致了数量的大爆发。面对废物的挑战，虽然政府颁布了很多诸如《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的法规和政策，但不够细化和专业。而在废品回收上，“非正规部门”贡献重大。

“‘非正规部门’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农业改革解放了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中的一部分进入城市从事起了废品回收和转移，构成了所谓的‘非正规部门’；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们垄断了收集、运输及预先处理的废品回收阶段。”潘介明介绍，北京非正规回收者的数量从1998年的8万多人，增加到2013年的17万人；因为节省了财政开支、减少了废物量的产生，政府对他们一直持有支持的态度。

在调查中，潘介明把“非正规部门”分为三类：步行的称为拾荒人员，骑三轮车的称为小商贩，开卡车的称为中间商。对于垃圾回收的贡献，潘介明得出的数字让人瞠目：

在2014年的北京，“非正规部门”每年收集1～2 百万吨废品；以海淀区学院路街道为例，在那里，家庭生活垃圾的89%都是由“非正规部门”来收集。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也是由“非正规部门”主导，比如2011年的北京，“非正规部门”收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比例为60%；2013年上海，这个比例为76%。

“非正规部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政府的预算负担，2010年大概为北京节省支出四亿元人民币，2014年节省八亿元人民币。

……

潘介明分析认为，“非正规部门”之所以能够起到这么大的作用，主要因为他们善于搭建关系和提供服务，“‘非正规部门’的方式让家庭易于联系收集者，上门收购服务很方便，而且还能赚点钱。”

呼吁给予拾荒者足够的尊重和支持

有效可以重复利用的垃圾，就是资源；无人分类，无人收集，无人运输，无人处理的闲置品，就是垃圾。日益增长的垃圾对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提出了严峻考验。众多专家纷纷提出，对于在废品回收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目前又面临挑战的拾荒者，要给予足够尊重和支持。

据记者梳理，近年来，对于拾荒者队伍，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意见，比如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完整的先进的废旧商品回收体系的意见》中提到，“……鼓励各类投资主体积极参与建设、改造标准化废旧商品回收网点，发挥中小企业的优势，对拾荒人员实行规范化管理。”2016年《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的意见》中指出：“……整合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充分利用拾荒人员、社区居民等多方力量，形成稳定、高效、安全、便捷的回收渠道。”

但面对这些非强制性的政策，在落实如何“充分利用”“规范化管理”等方面不免差强人意。

冯永锋表示，拾荒者的问题是劳动保护不够、职业尊严未受重视、尚未成立行业协会。“如果对这些力量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强化合作和管理，城市垃圾分类就有了很好的基础。”

周晋峰强烈呼吁，应该对这些垃圾回收者多一些尊敬，比如，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名分，一个证件，让他们可以凭借证件出入小区；是否财政支持可以多向这些真正起到作用的人倾斜。

“捡拾、分类的过程，劳动量是很大的，希望政府部门及时介入，给他们相应的保障，让他们更加安心地做事。”陈立雯也提出同样的建议。

从业者王超则提出，废品回收者居住条件差，工作环境恶劣，且现在回收困难、运营成本高。“废品仓库价格的提高，运输成本的上涨，遏制了部分从业者的工作。”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对废塑料回收人员提供一些补助。

“所有东西都会沦为垃圾，无论怎么处理都会有排放。”陈立雯呼吁大家“不需要的东西不买”；她还建议，日常产生的可回收废弃物，可免费送给小区里回收废品的人。“如果你像我一样，看到过垃圾填埋场成山的垃圾，清楚垃圾焚烧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你就会深有感触。在你消费时，你就会把环境因素考虑进去。”为倡导公众的环境意识，陈立雯等人始终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