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不同女性群体二孩生育意愿不同

编者按

早在两年前，武汉市就进行了“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的专项调研。调研显示，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不高，未达到社会广泛预期；同时，生育意愿在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高学历者不愿生二孩的意愿更为突出，白领和金领人群生二孩的意愿也不高，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个体经营者及农村人口生育二孩愿望普遍较高。两年后，记者又对当时参与调研的几位女性做了回访。回访发现，生活、教育成本太大，“生不起，不敢生”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想法；担心孩子无人照看，有无“老人带孩子”成为是否要二孩的一个最重要因素；生育二孩“担心生活品质下降”、全职太太、聘用制单位育龄妇女均对产假结束后的再就业问题的担忧，也是许多家庭考虑的因素。记者还发现，目前妇幼健康服务体系还存在许多建设滞后，亟须一系列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配套公共服务的供给，加强对高龄孕产妇和不孕不育人群的服务指导等，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障育龄女性生育的积极性。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强洪

“一个保姆每月5000元，加上13岁老大的教育及培训费和如今养育2岁女儿的费用，全家每月2万多元的生活开支让人想起来就‘心里苦’，这还不算小女儿经常生病到医院看病的费用，每次没个千儿八百的都下不来”。说起自己生育二孩后的生活近况，家住武汉东西湖区银湖翡翠的全职太太陈铭告诉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孩子的出生确实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但每个月两个孩子的费用以及经常顾得了老大、顾不过来老二的困境，也让她着实头疼。忙不过来时，除了保姆外，她还得经常麻烦远在甘肃农村的婆婆来帮忙。我现在完全被两个孩子拴住了，没有自己的时间，经常产生后悔要二孩的想法。”陈铭告诉记者，虽然她丈夫生意做得还不错，但因为有了二孩后家庭支出明显增加，还是时不时感到有“经济压力”，而“心累”更让她觉得“有苦说不出”。

早在2016年5月至10月，武汉市妇儿工委联合市妇联、市教育局、市人社局、市卫计委和市总工会就在武汉市两个大型社区、三所学校、三个女职工相对较为集中的公交客运站以及医护人员群体中，就武汉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和座谈。在连续跟踪的此次调研中，记者了解到，武汉市养育一个孩子最基本的生活费为每年1.5万元甚至更高，音乐、英语、数学等各类培训费用年支出早已突破4万元。教育投入较大，养一个小孩都很艰难，第二个孩子更是压力倍增。

通过走访记者了解到，“全面两孩”政策虽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和肯定，但二孩生育意愿相对不高，并未达到社会广泛预期；同时，此次调研还显示，生育意愿在不同学历、不同职业、不同收入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者不愿生二孩的意愿更为突出，许多高知家庭甚至一个孩子都不想生；白领和金领人群生二孩的意愿也不高；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个体经营者及农村人口生育二孩愿望普遍较高。

近日，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记者又回访了上述调研时的几位育龄妇女，了解她们在二孩政策实施两年后的生育意愿有无变化，回访的结果与一年前的结论变化不大。

生活、教育成本太大不敢生“二孩”

受访群体认为，目前从孕检开始，就出现了费用增大的压力，更不提现阶段养育一个孩子逐年增大的其他成本，加上教育培训、医疗费用逐年增加，“生不起，不敢生”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想法。

武汉百瑞景社区32岁的刘洁女士告诉记者，因为社区学校只能保证第一个孩子的入学，为了即将上小学的二孩，夫妻俩在家人的支持下，只好省吃俭用咬牙在附近买了一个小户型的学区房，这对工薪阶层平添了极大的压力。

除去经济因素，还担心孩子无人照看。生一个孩子，除了个人空间被挤占外，还投入大量时间去照顾孩子，若再生二孩，担心精力不够，不能有更多精力教育陪伴孩子，这也是许多家庭考虑的因素。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自己的生活品质也有了更高要求。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对自身生活品质要求较高的群体，对生育二孩还有“担心生活品质下降”的顾虑。认为生育二孩对自己的生活品质包括社交、事业都有影响占了很大比例，这也是不少人纠结是否生二孩的重点原因。

“有无老人”帮忙带娃左右是否生“二孩”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走访的育龄妇女中，有无“老人带孩子”成为是否要二孩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在政策实施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甚至高于其他因素。

在记者走访的武汉百瑞景社区、岳家嘴社区以及常远里社区的24个全职太太中，只有5人没有老人帮忙带孩子，5人中有3人请保姆帮忙带，只有一人完全靠自己带孩子；而在职业女性中，这个数字更高。受访女性对完全靠雇用保姆照顾孩子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示“不放心”。

而在记者走访的武汉中学和武汉市妇幼保健院的教师和医护人员中，许多受访者直接告诉记者，“如果真想孝顺父母，就不要再生二孩。”

武汉市农科院一位刚刚生育了二孩的工程师告诉记者：“有了二孩后，感觉很幸福快乐，但同时也对母亲充满了愧疚。因为母亲年龄大了，身体不好，又要帮助自己带第二个孩子，觉得很对不起母亲。”

想生“二孩”首先要解决“如何养”

记者注意到，高学历者、职业压力较大的高收入者大部分都不愿生育。高知群体在生育二孩问题上，首先是在考虑“如何养”的前提下，才决定是否“生”，她们把对孩子的“责任”看得更重。

一位受访教师坦言：如果我的孩子将来没有更好的教育环境，生活的压力比我们更大，这个责任我们负不起。这种想法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学校、医疗工作人员以及白领群体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武汉市二道街小学为农民工子女较为集中的学校，学生中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有兄弟姐妹。而教他们的70多名育龄女教师中却只有4名老师表示想要二孩，但均尚未列入计划。

让记者感到遗憾的是：在走访的高知家庭中，特别是从事教师职业者，她们更懂得如何去培养和教育下一代，但目前情况是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生育。这对今后人口的整体素质将产生一定影响，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全职太太、聘用制单位育龄妇女均对产假结束后的再就业问题表示出较大程度的担忧。通过采访记者发现，影响“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另一个问题是，妇幼健康服务体系存在许多建设滞后的问题。

生殖健康和妇幼保健配套服务应及时跟上“二孩”时代

全国三八红旗手、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妇产科主任宋晓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初期，大部分育龄妇女及家人因受条件限制（无人带孩子、经济条件不允许、工作压力大等）还是持观望态度。之后半年左右，二孩妊娠人群中，据不完全统计，10%左右是意外妊娠，因国家有了相应政策，也就留了下来；取环后期待能要二孩的占40%左右。二孩政策放开后，由于之前的计生原因，最早要二孩的育龄妇女多为30~40岁，年龄偏大，且第一胎70%左右剖宫生产或有过多次人工流产史，这样的孕产妇合并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等代谢性疾病、内科合并症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出生早产儿数量也大大增加。因此，宋晓婕主任特别强调，科学孕育是杜绝产科严重并发症的有效措施。

作为湖北省人大代表的宋晓婕同时提出，应加强生殖健康、妇幼保健等一系列配套公共服务的供给，并结合地区实际，修订完善人口和计生法律法规、细则，开展二孩生育全程免费服务，建立免费婚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假期制度；合理规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扩大婴幼儿保育和教育容量；加大医疗保健机构妇产科、儿科的服务供给，加强对高龄孕产妇和不孕不育人群的服务指导等措施；并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规范生育保险、二孩产假等规章制度，采取适当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有生育二孩意愿的育龄妇女有计划的生育，对二孩家庭适当发放养育补助，提高原有补助标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