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非跨国婚恋：“黑”与“黄”的情感冲击波

受访的中非家庭

近年来，随着日益扩大的中非贸易往来，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非洲人来广州淘金。据研究，广州约有400个中非婚姻家庭，且每年大约有200个中非混血儿出生。中非婚恋的真实状态究竟如何？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宋利彩

近年来，随着日益扩大的中非贸易往来，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非洲人来广州淘金。在粤的非洲人及其相关问题引起了很多学者和媒体的关注。

“但是，关于他们与中国人的互动，特别是中非跨国婚恋，国内的学者和大众都较少去挖掘，但是这一现象其实不容忽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民族学研究生马晓宇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说。

走在广州街头，细心的马晓宇偶尔会看到中国女孩和非洲男孩手拉着手，有说有笑。而伴随这些情侣的，却是路人脸上惊愕的表情和紧紧追随的目光。

习惯从文化角度对人进行研究的马晓宇开始思考：中非婚恋的真实状态究竟如何？中非伴侣在婚恋上会遇到什么问题？几个月后，在“调研中国——大学生社会调查奖学金”活动的支持下，马晓宇和她的小伙伴开始了中非跨国婚恋状况的研究，其调研成果《黑与黄的碰撞与共融——基于广州中非跨国婚恋的调查研究》于今年11月获得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

长期研究非洲人在中国生存状况的加纳学者亚当斯·博多莫的研究显示，广州约有400个中非婚姻家庭，且每年大约有200个中非混血儿出生。马晓宇和她的团队共采访了22对中非伴侣，25位非洲裔人士及15位与非洲人士有亲密接触的中国籍人士。收集的信息包括被访者身份背景、心理状态、社会网络关系，了解中非伴侣关系的建立动机与发展过程。

中非跨国婚恋背后的利益合作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奠基于付出与回报之间取得平衡，婚恋也不例外。在调研中，马晓宇他们发现，同非洲男士产生婚恋现象的大多数为从事外贸的女性，双方在工作中日久生情，同时也夹杂着经济利益的交换与合作。

尼日利亚商人保罗的女朋友来自广东茂名农村，曾在珠三角的制衣工厂做女工。后来到一位老乡在南方大厦的档口做销售助理，从而认识了经常在南方大厦进货的保罗。保罗给她带来了不少订单提成，还传授了很多做外贸生意的窍门。不久她的老乡要转让店铺，保罗便出资让她将档口接手。

莫女士来自广东肇庆农村，结婚前在一家小型贸易公司做销售助理，在工作的过程中认识了公司的非洲客户阿森纳。两人结婚后，阿森纳成立了一家床上用品外贸公司，莫女士成了公司的老板娘。

调研发现，非洲伴侣们作为外国人并不容易谙熟中国语言文化、人情世故和处事规则，难免在进行商贸活动的时候碰钉子。而中方伴侣的出现能够帮他们减少在广州生活的阻力，同时中方伴侣从中也得到相应的利益。

在马晓宇团队访问的中非伴侣中，除4位女性拥有广州户口外，其余女性均为外地户口。这些中国女性认识非洲伴侣前大多为中小型外贸公司基层职员，多数人学历为高中或大专，少数人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这使得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广州发展空间有限。而与非洲商人结合后，她们往往能成为其伴侣的生意合伙人。

“在这种商贸背景下建立的中非伴侣关系往往是一场利益较量的博弈，这种类型的跨国伴侣把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一种合作伙伴型的亲密关系，双方互利互惠，把感情生活和工作缔结在一起，这是中非婚恋的一个重要特点。”马晓宇说。

同时，马晓宇发现，经济利益也是中非伴侣的一个冲突碰撞点，一些伴侣抵受不住贪念和不想承担相应责任的冲击而做出伤害另一方的事情。被欺骗的一方不得不承担随之而来的连锁反应。非洲伴侣被骗后对中国人产生信任危机，并警告其同乡不要轻信中国人。而被非洲伴侣卷走钱财的中国女性因无法付清供货商的货款导致买卖双方先前的信任和合作破裂，被非洲伴侣抛弃的中国女性除了经济和心理受到重创外，对于她们的混血子女成长也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

“巧克力妈妈”的付出和牺牲

“中非伴侣生了孩子，我们称他们中女性伴侣为‘巧克力妈妈’。”马晓宇说，她们调研团队发现，这些“巧克力妈妈”往往“身兼重任”，要努力工作，经营生意，还要照顾子女，料理家务。她们的丈夫很多时候早出晚归，为了生意要四处奔波，并且时不时要参加同乡聚会。

一位“巧克力妈妈”告诉马晓宇团队，当初要拜访丈夫的家庭，是她自己坐飞机从中国飞到尼日利亚，然后从机场还要兜兜转转才能到丈夫老家的乡村。她说自己很勇敢，因为那时候她几乎不会英语，丈夫也没有来接她，就是靠着一股韧劲一路找到了地方。

“国外的学者也表示中国女性在中非婚姻中往往要付出更多，除了要工作、料理家务和生儿育女，她们还要勇敢地面对中国社会对她们嫁给非洲男人的闲言碎语和自己家长的反对。”马晓宇说，有一部分非洲男性也在努力维持着来之不易的中非家庭，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男性对家庭不负责任，有婚外情，因为不少非洲男性表示在他们的文化中男性拥有多个伴侣是被许可的，中国女性不想让自己的丈夫或者男朋友寻找其他异性伴侣是一种对男人的控制，很幼稚。

另外，由于中国的签证制度严格，那些合法结婚的夫妇都会面临丈夫拿不到居留签证的风险，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合法结婚的中非“夫妻”，这些同居伴侣如果有了“爱情结晶”，小孩的登记也成了问题。

“如果丈夫不能留在中国，那么中国妻子必须做出抉择，要么牺牲自己，跟随丈夫回非洲；要么牺牲家庭，成为单亲妈妈。”马晓宇说，一些受访的“巧克力妈妈”不赞成中国女孩跟非洲男性“缔结连理，开花结果”，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当这些签证过期的非洲男人被查处遣返，往往就是一个家庭的破碎，他们的中非“夫妻档”生意往往也会因为非洲丈夫的离开而一落千丈。

调研团队还注意到，非洲男性的中国妻子大多跟随丈夫皈依宗教，并且逐渐脱离了中国人的交往圈子，每日打交道的大多数是教会的教友、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和丈夫的非洲圈子。很多中国妻子加入了所谓的“巧克力妈妈”圈，不少中国妻子没有很好地使自己婚后的圈子融入中国文化和社会，而非洲丈夫大多数仍然活动在自己的同乡圈子，很难说有高程度的社会融入。

此外，一些在广州的中非婚恋伴侣往往要面对来自中方伴侣身边亲友的压力和不支持，这些因素往往成为中非婚恋关系继续发展的阻力。马晓宇曾经遇到过个案，有个中国女孩为了和非洲裔男孩结婚，遭到家庭的强烈反对，为此父母还和她断绝了关系。

“总之，那些不能妥善解决经济和文化冲突的中非伴侣会因隔阂增大导致关系的破裂。”马晓宇说。

促进中非婚恋文化共融

在全球化背景下，“南南流动”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境联系日渐增多。当前国际形势要求中非双方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中非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中非双方在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等有相互依存和相互支持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作为“南南联姻”，在马晓宇看来，广州的中非跨国婚恋不失为中非合作和友好交流的一个生动的、直观的、带有情感诉求的体现。

而针对广州民众对于中非婚恋态度的调研中，马晓宇发现，对于当代广州民众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中非婚恋现象并无过多关注，大部分人士对这种关系的建立持无所谓的态度，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接受自己和自己的子女拥有一位黑皮肤的非洲伴侣，他们的首要拒绝因素是文化语言差异，另外肤色原因也是他们拒绝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多数的中非婚恋有甜蜜也有苦涩，有冲突但更多的是共融。”马晓宇说，中非婚恋伴侣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中方家庭排斥问题，使得中非婚恋关系的建立如履薄冰。

因此，马晓宇建议，相关部门应该到非洲人聚集的地方展开调研，通过展示相关案例提醒中国公民与非洲人士同居可能导致的风险，如非婚生混血儿童问题，非洲男性抛弃中国女性伴侣及其混血儿童问题等；联合社工组织及妇联等组织做好此类对象的心理疏导和相应的安置工作。

与此同时，马晓宇建议，政府部门可以考虑为稳定、发展态势良好且对中非贸易经济有贡献的中非家庭调整目前过严的签证制度，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中国发展，并对合法缔结婚姻的在华中非伴侣和家庭做好登记，定期进行走访，向其介绍最新的外国人居留政策信息，敦促非洲伴侣及时做好居留签证工作。

下一步，马晓宇透露，他们将继续关注中非混血儿的成长与身份认同问题，以期描绘出一个完整的中非家庭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