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不确定，意味着更多的可能

在今年年初，我终于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辞职。因为我想走出舒适圈，我想如尼采所说：“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

记得年初时，我给自己今年的关键词是：不惧怕。年终了，我依然记得这三个字，而且感觉自己越活越开阔了。

■ 五瓣花

我从我深爱的杂志社辞职了，七年的时间，我把自己交付给了这本杂志。那天，我给朋友说，我把媒体喜欢过了。真心的。

其实，一直深爱这份杂志，是它圆了我的编辑梦。早在20岁时便羡慕那些媒体人，而我在35岁才得以进入这个行业。34岁时，我对自己郑重承诺5年之内我要坐上编辑的位置，那之后，我不计付出地写，不管有没有人看。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我真的得到了这份做编辑的工作。

所以人一定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我依然记得当年的主编看了我第一次编辑的稿件，欣喜地对我说：有些人天生是做编辑的，比如你。我当然欣喜若狂。

第一次做有关仓央嘉措的选题，我去书店买了好几本关于仓央嘉措的诗歌，翻看专业人士的解读，然后解谜仓央嘉措的人生疑团；第一次做大型解谜藏王墓的稿件，我从十几万字的资料中抽丝剥茧，理解之后写出了万字文，而没有人看出我是新手。

在杂志社做事，有很多事都让人觉得有趣和有成就感，重磅人物的采访算一件。比如辗转通过出版社找到毕淑敏老师，打长途电话，我们足足聊了一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发呆是她旅行中最喜欢做的一件事；遇到最难的采访对象是孟非，他话少到几乎没有，你问一句话，他只吐两个字或三个字，天知道我那篇采访稿是怎么写出来的；还比如采访北大教授吕植，她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创办人，被誉为中国的珍妮·古道尔，她学者型的严谨让我在采访之前做了很多对自然保护专业上的研究，以免自己的提问太外行而被耻笑……

还有那些追踪找到作者的过程，也真是让人着迷。比如辗转找到恐龙专家，我居然通过QQ与他联系上，我们谈在昌都发现的恐龙大脚印是如何形成，他是如何判定这些大脚印是哪个时期的，不同专业领域的对谈，让人生真的变得丰富而辽阔；辗转找到陈坤的经纪人，采访在西藏的静语行走，那又是另一种生命的形式……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经历对我来说都弥足珍贵。

可是当年在采访之后写稿也有痛苦不堪的时候。儿子曾在他的小学二年级作文中，写过这样的妈妈，“当妈妈写不出稿子时，她会在厕所里尖叫，有一次她在厕所里尖叫，把我吓坏了”。开家长会时，语文老师这样评价这篇作文，“我相信孩子写的是事实，这是他无法编造的。”哈哈，那确实是我。

有朋友说，当爱好变成职业时，会有这样的痛苦。可是我在尖叫之后，夜不能寐之后，写出了像样的稿件，交给了当时的主编，漂亮地打了一场翻身仗，那些时刻，我得意满满。

做杂志的过程，就是在一个一个地解决不同难题的过程。直至最后，当我遇到问题，从未叫过难，我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它的解决方法。最后，遇事，我只用一句话激励自己：“姐什么没见过。”然后扯动嘴角自嘲。正是这样的底气，陪伴我在这家杂志社无风无雨地走过七年。

七年，从普通编辑，做到杂志的执行主编，如果不是全然的热爱，我想一个人不会在这么多年持续重复地去做一件事。

在今年年初，我终于给自己按下了暂停键——辞职。因为我想走出舒适圈，我想如尼采所说：“活得使你渴望再活一次，这样活着是你的责任。”

记得年初时，我给自己今年的关键词是：不惧怕。年终了，我依然记得这三个字，而且感觉自己越活越开阔了。

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正是因为许多的不确定，也会拥有更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