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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25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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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头术”医学实验离现实还有多远

在医学和伦理上均面临巨大困境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

记者 富东燕 耿兴敏

近日,有科学家宣布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人类遗体上成功实施,而“手术”地点正是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教授任晓平参与指导了这次“手术”。消息一出即受到众多方面的关注,来自医学、伦理、道义等各方面的质疑之声此起彼伏。

11月21日,任晓平紧急召开发布会现场回应各方声音:“人类第一例头移植”“换头术”等说法并不妥当。他表示,严格来说,团队只是“完成”了第一例头移植外科手术的实验模型。

“换头术”从技术层面是否已经成熟?是否真的有必要实施这样的手术?换头之后的身份如何界定?对于近日来公众提出的种种质疑,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医学争议:脊髓神经功能是否可再生?

据媒体报道,11月17日,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手术”的地点是中国。

据介绍,这例“手术”总共持续了18个小时,连接了切断的脊椎、神经、组织和血管。卡纳韦罗此前曾透露过详细的手术步骤:首先,捐献者与接受者的头部要冷却到手术所需温度,以减慢人体的新陈代谢。随后,解剖脖子周围的组织,用极其细小的导管连接主要血管。之后,整齐地切断脊髓,头颅互换,并用一种特殊的黏合剂将大脑、脊髓神经与新的身体连接起来。手术后,手术接受者将会昏迷一个月,功能重建据称需要一年的时间。

任晓平在回应媒体时更正说,不能说“成功”,应该说是“完成”了实验。他解释,这次实验是在遗体上做了临床前的手术设计,跟“换头术”还有距离。 “模型实验完成了,发在了世界级的权威学术期刊上,这就是‘完成’了。”据他介绍,近期,本次实验相关的数据、过程和结果将在美国学术杂志《SNI(surgical neurology international)》上发表。

“从医学科学角度看,一项从未做过的医学尝试,有其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在适当的医学伦理和法律条文的约束下进行研究是有其正当性。”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理事长、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理事喻佑斌说。但同时他也表示,从医学技术层面,如何能否长时间人工维持整个人体生命活动是个很大的挑战。

在此次“手术”中,最让学者质疑的便是“特殊的黏合剂是如何实现骨髓重生的”。对此,任晓平称,融合的方式是用“特殊的化学药物”——黏合剂聚乙二醇(PEG)。他解释,聚乙二醇的作用是阻止细胞坏死、凋亡,也就是阻止钙离子从细胞外流入细胞内,这样可以在细胞凋亡前,把它融合。

对此,航空总医院神经医学中心副主任、神经内科主任邢岩对记者表示,先不说自身脊髓的完全离断都很难再生,何况把两个异己的脊髓粘贴一起,期望再生互溶发挥随意支配功能几乎是不可实现的。“遗体上操作只是秀解剖技巧而已。”邢岩说。

曾担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脊髓切断之后,神经元无法重新连接起来,所以,从科学上讲不可能实现。

据悉,主流医学界至今认为,中枢神经一旦损伤,便不可再生。在采访中,多位三级甲等医院都不愿意对这一未知领域发表相关见解。

伦理争议:死亡面前,是否“人人平等”?

除了技术层面的质疑外,“换头术”面临最大的质疑来自伦理层面。

对于伦理方面,任晓平回应,目前只是在想办法解决科学问题、技术问题。“我是医生,不是伦理学家,我只是在做技术。”任晓平说。

在医学发展史上,第一例肾脏移植、第一例心脏移植虽然都引发了争议,但这些手术最终合法并为人们接受。

邢岩对此表示,从伦理上说,大脑是产生意识与思维的主要器官,只要大脑不变,意识与思维仍然存在,即使更换了全部躯体,他还是那个人。“但问题在于,整个躯体置换了之后,虽然自身生命得以延续、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但每天与之相伴和照料的家人会引起严重的心理不适,性伴侣或夫妻关系会存在更严重的伦理问题。”

她认为,与其把精力花在换头术上,不如花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上,让自己的意识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身体,人工智能或许更容易实现,也更符合伦理需要。

“即使有朝一日活体换头术真的完成了,庆贺‘首例换头术成功’的欢呼也不宜太过张扬。因为施行这样的手术,无论是身体的主人,还是头部的主人都受到了最严重的割裂!”喻佑斌表示,在这样的极端案例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被舍弃的躯体和头颅。

另外,喻佑斌说,需要怎样的道德约束和法律规定,才能保证换头术只用于正当的案例呢?

喻佑斌进一步分析说,医学能够挽救生命这是医学的价值,即使拼凑两个遭遇困境的人体成就一条新的生命也是值得的。但是,如果考虑换头术的手术费用和综合的昂贵代价,考虑被滥用之后的严重后果,考虑用这样的极端方式赶走了死神,死亡面前,不再“人人平等”等这些角度,他建议,急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医生们有必要放慢脚步,让医学更加可靠,让手术远离伤害。

“掌握科技的人,必须有道德操守和法律意识,有起码的人文情怀和责任担当。让科技真正做到造福人类。”喻佑斌表示。

法律争议:换头后,他(她)是谁?

除了医学领域、伦理层面的争议,这项新的研究也可能会带来法律上身份的认定难题。如果“换头术”真的能够成功,那么对术后的自然人认定会涉及两种身份,即是认定身体部分的身份?还是脑部身份?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梅兰对此表示,目前法律对自然人的认定是整体的认定,即在自然状态下出生的由身体和大脑组成的人,没有对完全割裂的部分进行认定的规定。但鉴于实践中对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人,例如脑死亡的植物人、丧失自我意识的无行为能力人,只要其心脏不停止,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是不影响其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其身份关系也能够得以维续。由此推测,李梅兰认为,“从法律的角度更可能会得出‘身体认定’说。”

但她也表示,这一点医学界有可能不太认同,在医学界一般会认为“大脑支配着一切”,身体应随大脑。

李梅兰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按照现在的法律,实施手术的医生会不会被认定为“杀人凶手”?

李梅兰指出,在手术之前,这两个自然人是有生命体征的,并没有完全死亡。我国法律目前对死亡标准采取综合标准说,即自发呼吸停止、心脏停止、瞳孔反射机能停止。而实施换头术之后只能有其中一个得以成功,那么就意味着至少会有一个自然人的生命体征被消亡,那么实施手术的医生显然是杀人凶手。“即使在手术前医生会征得患者或其家属的同意,但是我国法律是不承认安乐死的,且一个人对自己身体重大权益作出允许损害的承诺是无效的,更不要说生命了。”

“希望在医学技术进步之后,能够先去解决目前的难以解决的医学难题,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搞出一折笑话来。”李梅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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