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冉学鸿
范仲淹在睢阳掌官府学时,有名姓孙的秀才常奔走于尊长之门,寻求接济,第一次见面范仲淹曾赠钱一千于他,没想到这个秀才第二年又来了,范仲淹又赠他一千钱后,不解他为何将时间与精力都耗费于此。秀才这才戚然说老母亲无以奉养,讨得这些钱就不至于饿肚子了。范仲淹不由皱眉,说我看你言谈非乞客,辛苦奔走两年,所得能有几何,况且还把学业荒废了。遂补该生为学职,月俸三千。得到工作的孙秀才于是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后范仲淹离睢阳十年有余,闻听泰山下有孙明复以《春秋》教授学生,道德高迈,被朝廷召至太学。一打听,正是昔日索游的孙秀才。
范仲淹起家孤贫,所以后来虽身居高位却仍不忘民间疾苦。他曾自叹“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他甚不满于当时官吏整天忙于迎送之劳,迷恋于燕射之逸,不是急急于富贵之援,就是孜孜主子孙之计。其曾在诗中有云:臣出处穷困,忧思深远,民之疾苦,物之情伪,臣粗知之。因此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心忧天下,认为国家劝学育才必求为器用,明经籍之旨,而非科举考试专以诗赋声律为去留。他主张一是重寒俊,广开途;二是重实学、斥浮伪。于是身体力行,足迹所涉,无不兴办学堂,教泽广被。
横渠先生张载二十一岁时写《边议九条》谒见范仲淹,陈述己见,欲结客取洮西之地。范仲淹一见便知其远器,作为将领实在屈才,就对他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劝他读《中庸》。后来张载听了范仲淹劝告,遍观释老,无所得反而求六经,最终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成为一代大儒。笔者六月访张载祠,讲解言及曾有学者甚为不平,认为张载原籍当在大梁(开封),因护父灵柩回乡至陕苦无路资,加之战乱,才无奈葬于眉县并定居,让陕西白白拣了便宜。想想古人求学经商、为官赴任不断迁徙他乡,尔后定居无以数计,后世计较仔细,当是冲张载大名。于此看来,范仲淹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