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碎片世界中构建女性主义哲学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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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柏林自由大学举办“女性主义多样性未来：在碎片化世界里的挑战、矛盾和乌托邦”会议，为将于2018年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7届研讨会”做准备工作。会议一致同意将“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7届研讨会”命名为“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与哲学：历史、现在与未来”。会上，来自“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理事会的成员就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中的“性/性别差异”及主体性、主宰和时间三个维度中的“解放”概念展开了讨论和交流。

2017年6月16日~17日，柏林自由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小型学术讨论会。会议组织者苏珊·莱托教授把这次讨论会命名为“女性主义多样性未来：在碎片化世界里的挑战、矛盾和乌托邦”。我问她为何使用“乌托邦”一词，因为在中国学者眼中，乌托邦常常与幻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她说，在德国，乌托邦的意义是正面的，说明人们有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这次讨论会举办的目的是为2018年将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7届研讨会”做准备，发言者大都是“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理事会成员。

霍尔塞马“性/性别差异”研究对传统父权制思维的超越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安妮米·霍尔塞马的发言很有新意，她基于女性主义现象学，从“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概念入手讨论“性/性别差异”问题。她看到，在当代哲学中性（sexuality）通常与道德相关联。性问题也是女性主义哲学的主题，但学者们大多从负面把它推向极端，例如强调色情、性暴力以及女性的客体化。然而，当代现象学思想家，例如萨特、波伏娃等人对于性问题的看法却不同。霍尔塞马试图强调现象学能对性问题的道德讨论作出贡献，否则人们便难以意识到性问题的特殊性，甚至拒绝讨论这一问题。

纵观西方伦理思想史，康德是一位对性持反对态度的典型代表，在他看来，在性关系中，一个人被客体化了，成为另一个人的爱欲对象。而在女性主义分析中，这个被客体化的人通常是女性，因而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如麦金农、努斯鲍姆等人主张用康德的客体化概念批评色情和性压迫。然而霍尔塞马的看法却不同，她认为基于对性体验的现象学分析，不能把客体化看成性的本质特性，客体化也并非特指针对女性的欲望，它实际上是男女双方的共同体验。

20世纪以来，关于身体的哲学讨论呈现出两个趋向：现象学和女性主义理论。从前者来说，性严格说来不只是身体性的，或者仅仅关乎生殖器官。它是一种意向性（intentionality），不仅指有特殊的意愿和内在目的，也代表意识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这种意向性可以把某人感知为性吸引力。在性行为中，一个人通过欲望和爱而存在。性欲望实际上是对某人赋予特殊的意义，是一种能把世界改变成性与性别世界的奇迹。性欲能够渗透到整个人的知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对爱人敞开身体，形成主体间性（intersebjectivity）。

女性主义理论更多地讨论缘身性和与身体相关的身份问题，例如性别、老龄和种族问题等等。然而，女性主义现象学的身体观有其自己的独创性，例如波伏娃认为性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体验，性关系不能根据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的模式来解释，而是包括了不同的可能性。这种关系并不必然采取主奴模式，并能使双方获得快乐。

仔细想来，霍尔塞马的研究代表着女性主义哲学超越传统父权制思维的进步，这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不再以主客体关系以及客体化概念阐释性关系，而代之以主体间性，并对这一概念赋予新理解，即它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二，不再如同女性主义理论发展初期那样，把性问题推到负面极端，而是试图对它进行更为丰满，多面性的分析；其三，不再避讳对性问题的讨论。

对于当代女性主义学者来说，性与性别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也是人类关系的雏形，性在女性主义哲学中具有支点意义，以此出发进行思考会带来许多观念上的改变。提问环节我给霍尔塞马提出一个问题，认为也不能一概否认使用“客体化”概念分析性关系，因为它有利于解释和分析针对女性的性压迫和性暴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所研究的是一种理想的、没有性别压迫的性关系，人们能通过这种关系自由地呈现自身，彼此分享快乐，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完整的结合体。她思索片刻回应我说：“这的确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重要问题”，并表示自己会从这个角度进行进一步思考。事实上，我本人的研究，甚至整个女性主义哲学发展也会遇到相似的问题——我们在一个破碎不堪和不平等的世界中生存，仰望星空畅想美好的明天和未来……有时，这种形而上学超越让我们激动不已，瞬间忘却更为艰难的工作是如何铺设通往美好明天的道路。

苏珊·莱托对“解放”概念的重新阐释

德国自由大学苏珊·莱托教授发言的题目是“重新思考解放：主体性、主宰与时间”。她认为在政治语言和理论中，“解放”是一个最模糊的概念，它既关乎克服所有形式主宰的希望，也关乎模糊的理性、进步、平等和自由概念以及与之伴随的未尽的乌托邦。

莱托试图借用被称为20世纪最重要历史学家的德国学者莱因哈特·科塞雷克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阐释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解放”概念。科塞雷克认为，概念是一个能捕捉到多种含义的观念，它所表达的意思取决于被使用的语境。他认为解放概念的三个历史发展有助于形成当代的解放概念：一是把解放反思性理解为自我解放；二是把解放概念政治化（politicalisation）；三是把解放理解为暂时性（temporalisation）概念。相应地，莱托也从主体性、主宰和时间三个维度讨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解放概念。她批评了仅仅基于进步、主体性、理性来理解解放的哲学传统，并引用女性主义哲学温蒂·布朗的观点，说这等于“在一个破碎的现代叙事中，变出未来解放的戏法”。她还引用弗雷泽的理论强调，解放是一种超越新自由主义市场化和国家父权制的政治策略。为此，莱托也建议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重新阐释权力与主宰，以便克服各种性别主宰形式被文化化（culturalisation）和种族化（racialization）的趋向，认为一种未来趋向的解放概念应当被重新塑造，以免回归到线性的历史概念中。

莱托的研究也让我想到，在那些最常见的、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的概念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例如，如果说女性主义奋斗的目标是“女性解放”，而依据后现代主义思维，这种“女性解放”中存在诸多争议，如什么是女性？如何理解解放？解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有什么含义？人类是否有一个统一的解放目标？我们对于人类未来的“解放”有什么期待？表面上看去，哲学把许多简单问题复杂化，甚至有人会以为哲学家的日常工作就是无中生有地制造困境和矛盾，但深入思考后人们便不能否认，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概念的提出和澄清的确需要进行哲学分析，这或许就是女性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目的。

令人高兴的是，我提议把明年将要在中国召开的“国际女哲学家学会第17届研讨会”命名为“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与哲学：历史、现在与未来”，立即得到理事会成员的一致认可。

（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