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重建：浅议女性独立

《白鹿原》中渴望新生活的白灵

《欢乐颂2》中樊胜美自我意识仍没有完全形成 。

从白灵到樊胜美，中国妇女解放之路跨越百年，其对独立的追求却始终如一。而当下社会中所显示出的种种令人费解的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女性在摆脱封建意识束缚和实现个体独立之间所面对的困境。女性实现真正独立绝非一日之功，这不仅需要个体的努力，更需要宏观层面文化建设和政策设计的支持。

■ 刘天红

正在热播的“长篇史诗巨作”《白鹿原》中，渴望新生活的白灵深夜在家中“破墙而逃”，奔向解放与自由的阵地。这个有幸逃脱了裹小脚，并自小向往裘马戎装的女性，这样描述解放：解放了就是什么限制都没有了，人人都平等了，想干啥就干啥。带着这种对“解放”“人人平等”“婚姻自由”的憧憬，白灵从宗族礼制和夫权压迫中出走。

出走后的白灵具有了更为自觉的男女平等意识：深陷饥寒之中主动与鹿兆海一起承担夜间觅食的重任；当鹿兆海要独自支付两人合照的两元照相费时，白灵执拗的交出一元钱，并以“不能耍大男子主义”之由，要求鹿兆海收下。

白灵的出走一定程度上是白灵作为个体与宗族、家庭的决裂，彰显出女性个体独立的色彩。当然这种个体独立的理想镶嵌于民族独立的时代命题之中，具有更为深远和深沉的意义。

无独有偶，刚刚播完的都市女性题材类电视剧《欢乐颂2》中，樊胜美同样面临着决裂。该剧结尾，编剧袁子弹借樊胜美与男友王柏川的分手及与哥哥的诉讼，使樊胜美摆脱了原生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束缚和压迫，也使她逐渐意识到依附于男性的困局，进而展现出樊胜美作为一个个体在精神上的成长。

对此，袁子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樊胜美勇敢地挣脱了身上的很多捆绑，并决定为自己选定的人生目标去努力，她成长出了独立的思维和意识，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里程碑意义。

相比于白灵出走所兼具的民族独立的宏大使命，因时代背景的不同，樊胜美与家庭及男友的决裂更多地显示出个体独立的自觉。

从白灵到樊胜美，中国妇女解放之路跨越百年，其对独立的追求却始终如一。这也与西方社会中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及独立人格的历程相一致。早在1792年，英国自由女性主义的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就在《女权辩护》中写下，“我深信，独立是一种美德，即使我生活在一片不毛之地，也要努力降低我的需求，以赢得独立。”在这里，独立不仅具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还具有合理处置和安放自身欲望和诉求的意义。以此而言，独立更在于“自立”，在于以一己之力生活和思考，不攀附、不缠绕、不苛责他人。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在不能独立的人身上，难以看到任何高贵的品格，依附会滋生怨愤、偏狭、乖戾与自私。

同时，独立不是孤立，不意味着自绝于他人，漠视他人的苦乐悲欢，而是不将个人的欲望和诉求强加于他人；独立在保障个体可以自行、自主的决断个人事务的同时，也要求个体节制欲望，并为自己的决断承担后果；独立是获得一切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拥有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可以更好的享用和行使其他权利。

回顾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国女性将追求自身独立的愿望汇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了受教育权、参政权、就业权，并在“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的指引下勇攀高峰，在各行业涌现出一批批独立自强的女性典范。

但不容忽视的是，变革制度容易，变革思想却漫长且艰难。白灵的理想业已实现，樊胜美自我意识的形成却仍需时日。封建社会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所导致的依赖心理很容易“乔装打扮”，再度潜伏在身处现代社会的女性身上。

当下社会中所显示出的种种令人费解的行为，都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女性在摆脱封建意识束缚和实现个体独立之间所面对的困境：深陷“裸贷”风波的女大学生，固然是不健康的网络借贷的受害者，也显示出其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难以正确处理自身欲求，盲目攀比，难以实现精神独立，做出正确价值判断的弱点；丁璇之流大行其道，除揭示出商业资本对封建文化糟粕的贩卖，也暴露了部分女性（丁璇之流的买单者）难以实现真正独立的困境；农村天价彩礼现象层出不穷甚至“卖身救父”的存在，除让人反思底层生存状况外，也使得农村女性独立人格及其精神世界建设引人关注。

当然，女性实现真正独立绝非一日之功，这不仅需要个体的努力，更需要宏观层面文化建设和政策设计的支持。当下的中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文化变迁与价值冲突在所难免，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断逃离传统观念的束缚，如何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性别文化，培养出更多“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现代女性人才，则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