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实际行动兑现对父母的承诺

上图：2001年毕业之际，王玲（左二）与大学室友留念照。下图：王玲手写高考祝福语。

□ 口述：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 王玲

□ 整理：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 王江平

我叫王玲，今年40岁，现任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我是1997年参加高考的，当年，通过不断学习，我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一个小山村走了出来，可以说，我的亲身经历印证了“知识改变命运”。

1993年，我以远高于当年中考重点分数线的成绩考入昌吉州第一中学。考入当地的重点高中，即将从偏远的小山村走入城市，我本该欢喜，却高兴不起来，因为父母不支持我继续上高中。

那个时候，我所身处的环境是以考入一所好的中专学校为参照标准，所以，父母认为我上高中没什么用。他们一直盼望着我能考上一所好的中专，三年毕业后尽快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跳出农门，这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考上好中专快速就业的稳妥人生与读三年高中后能否考上大学的不确定性相比较，现在回想起来，父母当时有他们的现实考虑。

20多年过去了，我至今对当时给予我无私帮助和指点的两位小学老师心怀感激。如果没有他们当年对我的支持，我的命运真不知会是怎样。

当时，父母反对我读高中，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安发全和语文老师张万鹤得知后，两人一路打听赶到我家的麦场，极力游说我的父母，希望他们暂时克服经济和生活上的种种困难，让我上高中，支持我走自己喜欢的路。最后我也向父母保证，如果将来考上大学，我可以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就这样，父母才勉强答应了我继续读高中。

1993年前后，新疆的市场经济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农民挣钱的路子很少，当时我家穷得叮当响。上高中不仅要离家住宿，还有各种生活费用的开销，这对于收入仅够温饱的我们一家来说，是笔不小的开支。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为自己挣学费和生活费，那年暑假，我每天都起早贪黑上山摘一种叫“大粒子”的中草药。

终于在开学的前几天，我把摘来的100多公斤“大粒子”弄到县城，卖了600元。就这样，我唱着歌揣着600元钱，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长途车来到昌吉州第一中学，开始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高中学习。

由于不适应新环境，再加上体质下降，上高中的头一个月我就得了荨麻疹，打针吃药好不了，感冒发烧及其他不良反应也接踵而来。实在坚持不住，我跟谁也没说，就想着退学。于是，我悄悄打好了铺盖回到了原来的中学准备复读。

看到病恹恹的我拎着铺盖卷站在校长办公室门前，我的中学语文老师、老校长周忠德，一个平时和蔼可亲的人，当时就大发雷霆，把我狠狠训了一通：“碰到这么点困难就退缩，以后还有什么出息，赶紧回昌吉州一中去！”老校长周忠德拉着垂头丧气的我直奔车站，坐上班车时，我看到老校长眼里含着泪水。班车开走了，老校长还远远地目送着我。就这样，我又回到了昌吉州第一中学。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高中三年都坚持了下来。因为身体底子不怎么好，高考前我再次病倒，别人忙着复习，我却忙着跑医院打针，连走路都觉得费劲儿，这直接导致1996年我第一次高考失利。

同年，我又回到昌吉州第一中学复读。第二年高考填报志愿时，父母建议我上疆内的大学，因为可以省些路费。考虑到家中的兄弟姐妹都还在上学，我便听从了父母的建议，就近选择大学考取。1997年夏天，我如愿考上了新疆大学，那年我19岁。

时至今日，我都对那个年代碰到的好心人心存感激，是他们在我困难时给予我无私帮助，支持我复读改变命运。

1997年，新疆高考的录取率还是很低的，竞争很激烈。我选择的是当时并不热门的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主攻维吾尔语。考上大学以后，我的父母也很高兴，亲朋好友都说穷山沟里出了金凤凰。父母说，我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们心中的石头就落地了。那个时候我才明白，从小到大，从不过问我成绩、从不看我作业的父母，是把疼爱默默放在内心深处的。

进入大学后，我就抱着最简单的想法：人要脚踏实地，最重要的是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因此，大学期间，我一边上课，一边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文体活动，还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我先后干过家教、楼道清洁员、推销员、帮广告公司绘制过路标、打扫过积雪等。我用实际行动兑现了对父母的承诺，自己挣钱读大学。

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人民教师，10年前拿到了硕士学位，后来又考上了博士，现在是新疆大学的副教授。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在每一个阶段培育过他的老师以及家人的支持。我非常喜爱现在的工作，如果不是当初的努力和坚持，我不会拥有今天的一切。

不断学习的经验告诉我，没有永远笨的人，学着学着，有一天，你就不笨了。上大学不是每个人必须的选择，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成就优秀的自己。只要努力学习，用知识和奋斗改变命运，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