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孩母亲：再生纠结化解日 家庭职场双赢时

□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

记者 尹艳红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被“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生育新政的替代，很多人获得了可以更多生育的历史机遇。如果说一孩时代曾约束了很多家庭潜在的多生欲求，那么二孩政策的实施，则凸显了对已婚女性的性别考验，尤其引发出“一孩母亲”这个集体“再生还是不生”的纠结。

对此，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叶文振教授，他认为，从多学科的学术背景，多方位描述“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内涵，多视角分析纠结产生的原因，并从多层面提出有效化解这些纠结的建议，是一个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投入的研究领域。

“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六大原因

“全面两孩”新政已经出台一年多，但2016年人口出生统计表明，新政遇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统计数据显示，从全国总体来看，大约有六成的一孩夫妇没有再生的打算，特别是在生育能力最旺盛的20~29岁年龄段，生育二胎意愿恰恰是最低的，想要两个孩子的只占3.43%。

“适生家庭再生意愿走低，和这些家庭尤其是‘一孩母亲’在再生育决策上的深度纠结密切相关。”叶文振说。那么，生育二孩的纠结到底在哪里？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给出了比较权威的回答，排在前三位的再生纠结依次是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分别占74.5%、61.1%与60.5%。由此可见，“生得起养不起”是不少适生家庭所面临的最大尴尬。

女性是最直接的生育实践者，她们的生育意愿和热情是生育新政顺利实施的最重要基础。对此，叶文振认为，除了经济负担和无人看护外，还有从孩子的身心健康、教育培养、情感需求，以及女性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延伸出来的共六大内涵的纠结。

作为一名从事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婚姻家庭与妇女发展的学者，叶文振表示，二胎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性所没有的女性性别纠结。许多事实已经证实，“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使女性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

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女性，本来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而今因为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却陷入劣势，生育后重返劳动市场同样遭遇性别歧视；至于在业女性也一样受到二孩政策的牵连，面临着比生一胎更为艰难的“生（育）与升（职）”的抉择。

从女性学理论视角诠释再生纠结

毋庸置疑，再生纠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去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解析外，叶文振认为，女性学的研究拥有两大其他学科不具备的特色，一是把学术关注从二孩生育的家庭纠结和父亲的男性纠结转移到母亲的女性纠结，这种从家庭到个人、从男性到女性的转移，让我们拓展了对再生育纠结的内涵理解，发现母亲有更复杂而且更为重要的纠结，也深刻体会到更多关注和首先化解“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政策价值和生育意义；二是引入社会性别分析构架，从性别文化与制度的角度剖析母亲再生纠结更深层次的原因，提醒我们探讨再生纠结的原因也需要从性别文化和制度上着手。

据了解，正是缘于这两个特色，女性学推出了三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解释——

第一，再生纠结互为成因。母亲对生育产生的经济负担了解得更加全面具体，而她们对经济负担的纠结自然会引发对再生的机会成本的关注，因为不论是职业潜能的发展还是职业岗位的提升，都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收入，进而减轻对经济负担的纠结。但与此同时，职业女性又有可能舍不得放弃或者放缓良好的职业发展态势，去再生一个孩子。此外，对孩子身心健康的纠结也会加重对谁来看管、教育培养的纠结，请专业保姆看顾、入读优质学校等方面的考虑，又会转化为因更多开支所产生的经济负担纠结。

第二，再生纠结源于夫妻之间的性别关系，越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再生的纠结也相对越严重。存在于我国夫妻婚姻交换中的诸多不平等，包括情爱、性爱、经济、社会和安全交换的不平等，也在引发妻子对丈夫婚姻表现的不满，弱化她们对婚姻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并最终演变为二孩生育的婚姻纠结，压低她们把二孩生育的政策机会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积极性。

第三，再生纠结还来自家庭外部的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的影响。不可否认，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不平等性别地位，如谋职约束多、职业岗位差、劳动报酬低、职位升迁慢等，都在客观上造成职业女性的性别无奈，即在表示不满的同时又不得不珍惜现有的工作，她们不愿意因为再生育而影响职业稳定。此外，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身居生育第一线的母亲身心健康关心不够，公共卫生和保健资源配置并没有合理地向她们适度倾斜。

化解再生纠结的三大对策思考

了解和分析“一孩母亲”的再生纠结，是为了有效化解这些纠结，激活女性的生育热情，如期收获生育新政的人口增长效应。对此，叶文振教授提出了化解纠结的三大对策思考——

首先，聚焦“一孩母亲”的再生纠结。了解“一孩母亲”产生纠结和焦虑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消除这些纠结，直接决定着“一孩母亲”是否最终进入和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入二孩生育的过程，决定着她们是否拥有足够的抚养资源去胜任这项事业。把新政实施的落脚点从家庭整体转移到家庭个体，尤其是从男性或父亲转移到女性或母亲上来，转移到了解、分析和化解“一孩母亲”的再生纠结上来。作为“一孩母亲”也应该乐观以对、理性再生，既要站在孩子的利益角度考虑生育，又要避免放大“纠结”，缺乏自信的过度生育往往是母亲自身资源的浪费和家庭其他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其次，重申生育行为的社会意义和国家责任。要把生育从过去的女性性别行为、家庭私域行为上升为代表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行为，注入更多的政府责任与公共资源，把再育的女性性别成本外化为全社会承担的公共成本，解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增加生育的净收益与幸福感，努力建设一个善待母亲的知恩社会。

最后，尊重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重视“一孩母亲”家庭服务与职场发展的有机协调。许多调查研究表明，妇女首先要走出家门、投身社会，争当“四自”的时代新女性，才有助于其扮演好二孩母亲的家庭角色。所以我们不仅不能牺牲母亲的职业发展，而且还要彻底消除传统性别文化和制度的影响，在全社会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落实，更好地保障和促进女性教育、就业和全面发展。

据了解，国务院40多个部门已明确分工、互相配合，正在积极构建配套的二孩生育政策体系，完善医疗、托育、教育、社保、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健全基本生育免费服务制度，加强儿童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另外，男性资源适度的家庭内化与父亲责任意识的强化，如再生计划中的父亲资源注入、夫妻一起接生的家庭产房设计、再生父母同享产假、父亲更多参与家务和家教等等，不仅可以化解许多再生纠结，甚至还会激发对生育的热情与向往。

“只有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深入到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中，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男女平等先进文化和制度的建设，并着力把外部的公共支持有效地注入每一个二孩生育的家庭，才能真正地化解‘一孩母亲’的纠结。”叶文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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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纠结

关于生育纠结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西方社会心理学派对计划生育的研究，尤其是霍夫曼等学者建构的预测孩子需求的理论模型，以及由来自8个国家和地区学者共同参与的孩子价值项目研究。

他们把孩子价值整合为两个部分，一是孩子对父母和家庭的正价值，二是生育对父母和家庭的负价值，生育纠结就是对孩子负向价值的心理忧虑，包括对生育的经济费用、情感代价、体力负荷、对其他活动的限制、婚姻问题、其他家庭成本和继承问题，以及社会成本与其他负面价值等的心绪困扰与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