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教育”的多维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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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由母亲承担孩子教育的全部重担有违性别公正，但不容置疑，当今社会母亲仍是家庭教育的主力，遗憾的是，在整个教育结构和体系中母亲教育却一直缺失。在“母亲节”即将到来之际，《新女学周刊》特邀专家阐述开展“母亲教育”的必要性。作者认为，“生母”并非意味着“慈母”，母亲角色是习得的。社会需有意识开展母亲教育，为每一位想成为“好母亲”或愿意承担母职的人——女人或男人，提供接受这一教育的机会。

作家郑渊洁说过一句话：“孩子的成长，成也母亲，败也母亲。”如果从性别角度分析，这句话似乎有些缺陷，例如，忽视了父亲对子女教育的意义，把孩子的成败都归结为母亲，这对女性不公，仅仅让母亲承担教育孩子的重担等。但无论从人类历史发展、社会发展现状，还是从个人成长经历以及生活现实来说，在家庭教育中起重要作用的都依然是母亲。然而，笔者一直以为，在中国传统和现代教育中缺少一个重要内容：对母亲的教育。

母亲教育具有本体论上的合理性

母亲教育（maternal education）亦可以把它说成是“母职教育”。女性主义学术的基石是社会性别概念，其宗旨是把关于性别的生物学事实与人们对这一性别所赋予的文化和价值内涵——社会性别区分开来，使人借助这一概念分析出或观察到许多以往不成问题的问题。当然，这仅仅是女性主义学者进行学术分析时使用的一个范畴，并非意味着把事实与价值割裂开来，事实上，这两者也是无法分开的，即便对于生物事实的性别来说，一旦成为“概念”或“范畴”便永远都摆脱不了社会和文化的内涵，而社会性别也总是基于生物性别才能成立。

在讨论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关系时，“生母”和“慈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母”是一个事实，是孩子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而“慈母”却是一种社会角色，来源于社会和文化的传统以及母亲本人的修养和素质。“生母”是一种种族繁衍的生育能力，而“慈母”却是一种文化习得。“生母”并不意味着“慈母”，这就为我们进行母亲教育提供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合理性。

开展母亲教育的五个必要性

社会和文明愈进步，对母亲和母职的要求就愈高，以至于需要把母亲教育摆上日程，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背景下尤为如此。

第一，母亲教育为新一代孩子教育所需。尽管如今的孩子不再如同父辈一样经历童年期的各种短缺和贫困，但他们却在相对富足的生活中背上沉重的情感负担和压力。例如时刻感受到家长对自己学业和前途的期盼，以及未来报恩和反哺的负担。重视教育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一个长处，但也可能成为压垮孩子精神世界，摧毁青少年快乐的巨石。在一个重视教育的家庭中，母亲往往成为焦虑的高危人群，把这样那样有形和无形的、显性和隐性的压力转嫁给孩子，使其过早地感受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并用想象中的未来困境以及现实中无法达到母亲要求的内疚和悔恨毁掉自信和快乐。因而，需要提升母亲的素质，拓展她们的见地和视野，让她们学会理解孩子，释放和缓解自己在子女升学、就业和婚恋等方面的各种焦虑，以知识、远见和智慧与孩子共创未来。

第二，母亲教育为母亲和子女以及社会精神健康所需。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2月23日的报告显示，2015年全球超过3亿人受抑郁症困扰。女性患抑郁症比率是男性的1.5倍，而且女性产后抑郁症还可能影响新生儿的发育。精神分析研究成果也表明，母亲的精神健康和母爱对子女的精神健康和人格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安东尼·斯托尔观察到，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内在力量的运作是不均衡的，主要的人格特征是自尊心脆弱，如果一个人在婴幼儿时期得到妥善的照顾，内在拥有自尊的资源，便足以面对日后寻常的危机。然而，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却缺乏这份自尊的资源，即便面对微小的挫折，也会不能自拔，并想方设法地逃离这种状态。某种意义上，母亲的身心健康，尤其是精神健康是社会和人口精神健康的起点和基础，女性、母亲的精神健康始终应当成为一个社会公共健康关注的重要问题。

第三，母亲教育为女童保护和培养社会性别意识所需。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都有6500万女童辍学，1400万女童结婚，1.5亿女童遭受不同程度的性暴力。在世界范围内，女童往往面临更多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待遇，而在发展中国家，女童遭受的不平等更为严重。在家庭中，母亲往往是性暴力防范意识和性别平等观念教育的主体，而且一旦子女接受过这种教育，便可以受益终身。所以针对母亲的安全防范意识和性别平等教育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母亲自然也需要有自我保护意识，这些意识都不是自发产生的，需要通过教育获得信息、技巧和能力。

第四，母亲教育为二孩时代女性发展所需。当代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巨大改变，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在变小、孩子变少，独生子女表示压力很大。但随着全面两孩时代的来临，女性在生育和养育、就业和发展方面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全面两孩政策为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和劳动力发展以及提升养老能力所需，但女性却承担更大的“母职”压力，社会不仅要出台相关政策保护母亲的各种权益，也需要无偿为母亲提供“继续教育”，这不仅在于提高她们做母亲的整体素质，也为其职场发展以及阶段性就业和再就业创造机会。

第五，母亲教育为“母性思考”所需。根据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拉迪克的看法，“母亲”未必只是由女性担任的，男性也可以承担母亲角色，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母性思考”，而且这种思考也并不必然仅仅应用在家庭中，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甚至在国际关系中也都可以应用。例如，让“母性思考”介入当代世界的各种冲突，就会避免许多流血和战争。因而，母亲教育以及由此带来的“母性思考”可以为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积极贡献。

总之，“生母”并非意味着“慈母”。母亲角色是习得的，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家风和家教关系到整个民族的素质和未来。如果说教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财富，那么母亲的修养直接影响子女的教养。然而，生活中的一个悖论是：尽管人们都承认母亲和家庭对孩子成长的意义，但在整个教育结构和体系中却缺乏性别和母亲教育的内容。梁启超认为“少年强则国强”，但人们同样不可忽视是：母亲才是确保“少年强”的关键人物，家庭是“少年强”的摇篮。在高考的指挥棒下，当代中国社会过于关注对子女术业的教育，作为家长人人自危，唯恐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各种补习班和家教泛滥成灾，但却忽视更重要的教育——母亲教育。事实上，在孩子综合素质的提升方面，母亲视野、见地、修养、学识和人生阅历远远地胜于任何补习班和家教，少年强必须母亲强。

做母亲是一回事，而是否有素质和能力做一个好母亲是另一回事；优秀和高学历女性未必是好母亲。社会需有意识开展母亲教育，为每一位想成为好母亲或愿意承担母职的人——女人或男人，提供接受这一教育的机会。（作者为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