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有诗书

■ 朱钦芦

和邻居正在院子里走步，太太发来一条微信：快回来吧，诗词大会开始了！我应了句：走完这一圈就回来。电话响了。她在话筒那边心急火燎地：今天是决赛！别走了，马上回来！我有些纳闷儿，平常我们家这位既不诵诗更不写诗的人，怎么看了这个节目后就上瘾了？其实我才是我们家真的有些爱诗词的人，所以，诗词大会的节目一开始，总喜欢在标准答案出来前抢先吟诵出来。我太太说你可以去参加百人团。我承认，慑于与脑瓜子反应飞快的青少年同台竞争，我宁愿满足于作电视机跟前的万人团一员。

过去除了阅读外，我极少自己写诗词。但那些年流行的拜年短信惹恼了我，因为我认为人的语言和感情表达应该比“节日快乐”和“恭喜发财”更丰富和更有美感，比千人一面的段子手制作出来的更真诚，于是几个朋友间就有了自写诗词拜年的雅好。不过我主要是写写五言或七言诗，间或也填填词。

我感觉爱诗词的人似乎在情感上更细腻，更热爱大自然和生活。记得当年上高中的儿子曾经问过我一句话：我怎么就对桃红柳绿这些东西一点感觉没有？除了他面临升学考试的压力外，我觉得和他成长的那个时代有直接关系。那些年里，我觉得好像人人屁股后面都点了一把火，整天急急忙忙地奔走忙碌。挣钱，致富，可能是人们生活的中心词。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来到中国，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他说我们的现代生活里不要忘记还应该有诗歌。虽然不过是寥寥数语，但我觉得击中了当时我们日渐富足的生活里的弊病——文化营养的缺失。尤其是人们似乎忘记了自己民族文化还有点什么可取处，即便谈文化，也爱盯着欧美或者其他外面的流行符号，似乎那里的文化才是真正的高大上。

我们忽略了自己的文化瑰宝，但是国外民族中的一些人却对它如饥似渴。我去年翻译了一本书叫《江南之旅》，听名字很像国人自己的游记，但写这书的却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外国人，叫比尔·波特。他正是在国人最鄙薄自己文化的历史时段里，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先后写出了《空谷幽兰》《禅的行囊》和《黄河之旅》等作品，还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在美国出版，例如《寒山诗集》《石屋山居诗集》，以及李白、杜甫、陶渊明等人的作品。说老实话，当初一看到英文版的书名，我心里直犯嘀咕：一个老外写的中国土地上的历史文化，对中国人来说岂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译完这本书后我知道我错了。从他的书中知道了中国古代诗人的行列里还应有寒山、风干、拾得、石屋等被我们轻慢了的人，还有不少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趣闻轶事。

《江南之旅》与其说是比尔·波特的游历，不如说是他和他的伙伴们对中国文化的朝圣。尽管所走的这一路都是中国著名的风景旅游地，但是他们的心思却不在于此。1992年的中国，城乡建设还相当落后，通讯、道路、交通运输和旅馆业都捉襟见肘，为了寻找杜甫的坟墓、李白的溺亡地、陶渊明的故居、屈原的祠堂等历史遗迹，他们在潮湿闷热的天气里挤长途车、搭货车甚至雇拖拉机；晚上为省钱3个人挤一个房间，曾经为了找到房间而不得不“耍赖”地躺在旅店前台的地上；有时饿了找不到吃的，一把花生就是正餐。但是每当寻找到中国古代诗人们的墓地或纪念地，他们都会严肃地默哀，并虔诚地以酒祭奠。

正写到这里，妹妹微信发给我一张图：她泡的一味草药，并让我猜那是什么？我当然知道那是一味叫“红姑娘”的草药，家乡的大街上过去常有人挑着草药担子走街串巷地叫卖。我年轻时非常鄙视这看起来很落伍的医药，固执地认为洁白而干净的西药片才是正经的药。直到有一天，我感冒了，嗓子疼得说不出话来。母亲二话不说，上街去买了一把“红姑娘”回来，熬成水让我喝。我皱着眉头喝了几次，嗓子还真的很快不疼了。从那以后，我对中医药的成见才渐消。这个故事在我们家里成了笑话，妹妹所发图片，意即于此。

正像我的经历一样，现在人们也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态度的转变。但在我看来，要全面地消除对我们自己文化的成见，树立起文化的自信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这事一定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