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余书话

■ 冉学鸿

我们这些人，大约工作同纸笔打交道多了些，平时爱交些读书写字的朋友，在外人眼里，似乎就成了所谓的文化人。但遇到新朋友，被人贴上读书人的标签来介绍，自己就浑身不自在起来，说到底还是肚里没货，心虚呀。《世说新语》里记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抛开魏晋人物举止放纵不论，这话里的底气亦不可小觑。

书存大道，古人读书追求的是经世致用，下的都是苦功夫。哪如似我等这般， 正经的书没读几册，对于做读书人至多是个向往， 于是便把买书当成了最好的填充，一半是买踏实，一半是买面子，平日里见了书店便要进，瞅见好书就想卖，书倒是不少，耐住性子读完的却不多。

书多了只嫌书房小，与人抢地方，搬来挪去，读书成了体力活。我曾在微信里自嘲，说装风雅犹如爱名利，其俗在骨，收获过不少赞，后来我很纳闷，因为不知大家是赞我的话还是赞我敢于自嘲。

我也进过不少文人的书房，见到过不少大排场，一度以为学问的大小与书的多少是成正比的。直到有一年到长安已故作家京夫先生家里拜访，进门才发现这位陕军东征的主将却是拿阳台做书房，实在无法将此方寸之地与那些享誉文坛的大作联系在一起，不禁汗颜。

孙犁先生写过一篇关于读报纸的文章。大约记的是1935年左右他失业赋闲在家，突然回到偏僻闭塞的老家， 读书看报成为难事，寂寞难耐可想而知。作者自述费不少口舌去游说妻子与父亲，才勉强订阅了一个月的《大公报》，文里描述：往往是先读社论，再读通讯，然后地方版、国际版、副刊，甚至连广告也不放过，末了再将报纸认真地糊到房子顶棚上，广告在里，副刊向外，遇到刮风下雨不出门，躺在炕上也能读到喜爱的文章。这一截记叙里写了时境的窘迫，也写了读书人独有的清趣。

想起我小时候，书的确是缺物，课本之外的阅读确切说算是一种奢侈的享受，那时常常为一本书能在自个儿手中多停留几天，说不尽的好话，赔不尽的时间，睡觉的时间都奉献了出来，课堂也舍不得丢下。

即便好容易过年等到的几个闲钱，也早早送到镇上仅有的国营商店里，而那里，课本之外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至今记得，麦收时节，遇到梅雨，分配给我的活儿肯定是看麦场，麦垛里有早就搭就的棚和铺盖，带上吃的喝的，这时几本喜欢的书必不可少，或卧或坐，清风微雨，麦香四野，一派宁静，一味沉浸于自我天地里，全然忘掉麦子出不来大人们的愁肠。

如今那种珍贵的阅读体验一去不返，古人说“读书当用三余”，其中一“余”便是“岁余”，文征明便有“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的句子，可见古人惜时奋进，过年间也不忘读书。相比早已腻味了的电视，书的确还是可靠得多，只是人不济了，往往没有读几页，就又操弄起手机来了。说到底人还是环境的产物，时境不同， 买书成为易事，但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独缺内心的自持与抉择， 更少的是困厄年代的那一份笃定。 袁子才曾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初见此语尚是学生时代，那时与同窗调侃作者，以为作者言过其实，只当笑谈，如今忆起小时候的读书心境与那份渴求，复观今日蹉跎，虚掷岁月，马齿徒增，不禁“悲”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