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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8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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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法治权益 观察 防范性侵,不能让女性自我“宵禁” 重构夫妻债务规则 避免因婚姻“被负债” 遭抗议 罗马尼亚取消修改刑法紧急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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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性侵,不能让女性自我“宵禁”

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视角而言,阻碍女性自由使用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的大量社会空间在建造中存在着性别盲点,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包括她们对人身安全的特别考量。

防范性侵,需要转变思路,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考虑如何打造更为安全的空间,如何创造条件让女性可以在夜间安全出行。

■ 周培勤

大学校园因为年轻女性密度高,女大学生又往往缺乏社会经验,性侵事件时有发生。在美国,教育部要求接受国家资助的大学必须及时公开在校园内发生的案件,数据显示,在2012年至2014年间,拥有近2.9万名学生的哈佛大学在其校园内发生的强奸案件分别为31、35和34起;耶鲁大学有1.2万多名学生,强奸案件为16、12和13起。国内没有这样公开的系统数据,但从零星和民间的资料来看,性侵案件在中国的大学校园内也有存在。

防范性侵不能束缚女性的生活自主性

美国学者肯尼思·费雷罗指出,在性侵的阴影下,女性有着远高于男性的犯罪受害恐惧。他指出,性侵基本上都是男性针对女性的犯罪,对女性带来严重的身心伤害,尤其是受害女性的心理创伤可能会持续终生。在性侵阴影的担忧之下,女性有意识或者无意识采取了很多防范措施,这些措施深深地嵌置于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之中,不仅很少受到质疑,而且一直被鼓励采纳。

2016年12月18日晚上10点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一女生在操场上锻炼身体时被一男子突然袭击杀害,犯罪嫌疑人在案发数日后被抓获。血案发生之后,广外校方迅速通过短信给学生发出了忠告:“年关将至,大家一定感受到了最近问题很多,一定要注意安全。出门必须和室友保持联系,不要单独出门,也不要结伴乱走,尤其晚上不要出门散步夜跑什么的。”

对于类似的安全忠告我们已经非常熟悉,尤其是在有针对女性的案件发生之后更为常见。例如,一些大学网站上有这样教导女生防范“色狼”的小贴士:“夜间上厕所,要格外小心。如厕所照明设备已坏,应带上电筒,上厕所前先仔细查看一下。”“周末或节假日,其他同学回家,您最好不要独自一人住宿。”“如果您在校园内行走,要走灯光明亮、往来行人较多的大道。”

客观而论,校方对女大学生的安全提醒都是出于善意,而且这些自我防范措施的确可以在一定的微观层面上保护女性免遭性侵。但问题在于,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无疑限制了女性的生活机会,提高了她们的生活成本。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些束缚最终妨碍女性的生活自主性,成为实现男女平等的一个障碍。例如,2013年,在印度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黑公交轮奸案件之后,有意愿到印度旅行的女性游客大为减少,而在印度生活的很多女性都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自我保护措施。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印度的陈女士就表示:“对我的心理上有冲击,觉得很害怕,晚上就不出门了,白天出门也一定不是单独一个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的宵禁。

试想,每次上厕所都需要仔细检查每个厕格,天黑了就不能在外散步,去有些地方的时候就需要结伴而行,这是何等不便与压抑的生活。

如何打造更为安全的空间

应该看到,防范性侵,需要转变思路,需要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考虑如何打造更为安全的空间,如何创造条件让女性可以在夜间安全出行。早在20世纪70年代,英美女性就开始了“夺回夜行权”运动,目的就是要让女性获得夜间外出的安全保障。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视角而言,阻碍女性自由使用空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现有的大量社会空间在建造中存在着性别盲点,忽视了女性的需求,包括她们对人身安全的特别考量。

因为性侵的阴影,女性对于周边环境往往更为留意和警惕。生活经验丰富的女性的脑海中普遍都存有一张“认知地图”,标注着她们认为特别容易遭到性侵的场所和时段,这张地图主导着她们的日常生活。

简单来说,令女性感到恐惧的空间形态很多,包括大型的开放的空间,诸如林地、荒地、沟渠等,因为荒废而少人;出口很少的封闭空间,例如地下通道和地铁站,可能会令女性与坏人狭路相逢;偏僻少人的地方,因为缺乏正式和非正式的监管;视野狭窄的空间,女性不能看到远处可能出现的人和物,等等。加拿大多伦多市在1989年起就在城市建设领域发起了女性安全审计,从女性人身安全的角度对城市建设进行评估,目的是更好实现女性使用城市空间的权利。

什么样的社会空间会让人比较有安全感呢?致力于倡导保持城市街道丰富社会生活的美国记者和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的观点很值得我们重视。她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指出,社会治安不能主要由警察来维持,它需要由一个互相关联的、非正式的网络来维持,为此她强烈反对城市密度过低,呼吁要注重保持街面人气,以形成非正式的社会互助网络。也就是说,安全的公共空间需要一些路人甲和路人乙,这些路人可以对犯罪起到威慑作用,还有可能在需要的时候成为见义勇为者。美国建筑设计师奥斯卡·纽曼也在同期提出要打造“可防御的空间”,即要在建筑物的设计中提供机会使得个体的人身安全保障由周边人无意间的监管和互助来实现。

大学校园缺乏可以互助的社会安全网络

就目前的很多大学校园而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缺乏丰富的社会生活,很多时候缺乏可以互助的社会安全网络。自1998年国内第一座大学城——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拉开序幕,目前全国各地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学城有70多个,包含了几百个新校园。这些大学新校区的形态代表了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城市化进程中积极追求的低密度社会空间。

一般而言,这些新校区都有如下几个共同特点:一是位于郊区,地广人稀,与大部分位于市区的拥挤的老校区截然不同;二是校园建设从对荒地的规划开始,有严格的空间功能区隔,不同的区域在不同的时段形成人流和空档;三是校园都有围墙与外界隔离,配套设施齐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门禁社区。

这些新校区的建成,从物质角度来说满足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需求,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但是,这些风景如画的新校园在规划、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几乎都没有经过社会性别的检视,其中暗含着不少可能刺激女生产生担忧心理的诸多因素。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校园内在很多时空中缺乏人气,很容易出现受害人孤立无援的局面,这也是很多女性最为害怕的情形。

这一现象的形成有着结构性的因素:从宏观层面来看,大学新校区的整体空间功能单一,再加上远离市中心,访客稀少,几乎没有过客;从中观层面来看,已经功能单一的新校区又在其内部进行了进一步的功能区隔,造成了一些区域特定时段上的极低密度,这一点在校内的行政区域表现最为明显,除了工作时间它几乎就是一个“空城”;从微观层面来看,校园的最主要使用者,尤其是晚间,几乎都是学生,在校园社会时间的调度下,他们过着节奏一致的集体生活,晚上11点之后校园路面上就几乎没人了。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一种可能的方法就是要打破校园空间的单一功能,合理吸引更多的空间使用者,让校园内有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而参与这些社会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治安的自然监管者。

但遗憾的是,每当发生校园案件的时候,首先反思的往往是如何进一步加强门禁,将外人拒之门外,而在探讨开放式校园的时候,最大的顾虑也是安全管理问题。实际上,采取严格的门禁措施只能机械地、短期地控制校园安全问题,它无法从根本上在新校区内打造一个有机的、可持续的社会安全互助网络。当然,要打造出吸引人的公共空间,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总的来说,具体的建筑物比较容易被规划,而较为抽象的社会生活并不容易被规划。但不管怎样,建设安全校区,不能通过呼吁学生晚上不要出门来实现,这甚至是南辕北辙的做法。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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