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流行去

□ 翟永明

初中时，一个夏天，我妈把我摁在洗脸盆里洗头，洗脸盆小，我的发多，我妈一边洗，一边不耐烦地反复念叨：“不动脑子，光长头发”。我脸埋在水中，看不见她，但脑补着她恨铁不成钢的神情，内心自卑着，奈何？遂迁怒于浓密长发，恨不得一剪子剪了它。

话说被我妈呵斥过两三次后，我痛下决心，将齐肩中发一刀剪去，留成了短发。那短发又不是真正的短发，齐耳，在头顶处用橡皮筋将一小束头发捆起来。捆至左边或捆至右边，可以视心情而定。这小小的一点变化，就是在中学生中悄悄流行的一种时尚发型。我是从我的邻居程莉那儿学来的，她，则是受她一位同学启发的。至于该发型从哪儿传来，却无人所知。

我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生活、写作、打扮、爱好都不拘束缚。我如果学艺术，一定是学油画而不是学版画。安迪·沃霍尔20世纪70年代到中国来，看到十几亿中国人一片灰蓝黄时的兴奋，可以从他的学术层面来理解，而他本人，一生都在追求外表的与众不同和个性，银色短发，就是他的标志。我不是艺术家，但似乎有艺术家的癖好，譬如：平生最厌撞衫。只要看见有人穿着与我相同的衣服，我必定回家脱掉，雪藏至衣柜，直至数年之后，才以解冻，重见天日。

回到70年代，那不是撞衫的问题，那是撞墙的问题。每天，睁开眼睛，一大片灰蓝绿，映入眼帘，从家里去学校，一路也是灰蓝绿。直到进入校门，颜色才出现些许变化。

那是1969年前后，正是我青春期迅猛发育的时候，我的衣服都变小了，我妈图便宜，一口气买了差不多半匹蓝色点点布。差不多有两年，我都埋在这蓝色点点之中。短袖点点、长袖点点、外衣点点、棉袄点点，我妈把这蓝色点点棉布使用到了极致，我也由此得了点点恐惧症。导致多年后，我对日本著名的圆点大师草间弥生嗤之以鼻，说起来，我妈可算她的老前辈了，中国无名花布设计师更是。

等我绝望地把点点花布终于消费完之后，我进入了高中。彼时，开始流行的确良衬衫。涤纶不吸汗，透气差，实在不“凉”；但因为耐穿结实，就被改为“的确良”了。的确良还因为面料挺括，不会起皱，不像棉布，穿上一会儿就皱皱巴巴，那会儿又没有熨斗。那时，要排长队，花10元钱，可以买到一块“的确良”布，可做一件衬衣或一条裙子。那是“洋气”和“时髦”的代名词，能够买到一块色彩艳丽的的确良裙子，那就是“潮人”了，满大街都是回头率。

70年代中期，工宣队进驻学校，于是，蓝色工装衣、工装裤带来了新的流行式样。此时，一身黄、一身蓝的打扮已过时，且惹人生厌。混搭风悄然出现：黄军装配蓝裤子，蓝上衣配军绿裤，白衬衣配蓝裤子或蓝裙子。蓝色工装服流行时，服装店铺满了“劳动服”。我的一位爱美的同学，总是将工装服用肥皂刷子洗得发白，今天看来，就是水洗牛仔服的效果。这一细节，后来被我用在与贾樟柯合作的《二十四城记》里了，因为这种水洗做旧方法，一时也在工厂里流行。

工人师傅不仅带来了工装服，也带来了工装服上戴袖套的风气。袖套本身具备了这样的认定：勤俭节约、努力学习。这样的美学特征也符合了父母的心情：避免了衣服袖口的磨损，延长了衣服的寿命。一时间，蓝色工装服配浅灰色袖套，成一时风气，这风气一直延续到大学。

进大学以后，我的服装变成了以蓝色军便装为主，里面配白色衬衣，那也是70年代的标配。军便装的变化，只在三颗扣或四颗扣之间，我一般选择三颗扣，这样领口开得较大，显得大方。别人都把白衬衣领子掖在便装里，我却爱把衣领翻在便装之外，显得大方。这些选择，影响了我后来几十年的着装风格。许多年都是如此，我一直喜欢V字领毛衣，极少穿高领套头衣。

在大学第一年，我一直留着六七十年代最流行的“刷把头”，也就是把短发分成两段，高扎在后脑勺上。“刷把头”的好处是当你厌倦了，可以把它放下来，成为一种短发款式。到了大学第二年，我对这种全社会、全校园铺天盖地的“刷把头”“齐肩小辫”，已经厌倦得无以复加。留长辫，又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时间，也找不到合适的发式作参考。此时，“文革”结束，社会上萌动着一种灿烂如火、万无从入之风。在一个工科学校，我疏于学习专业知识，热衷于逃课、写诗、看电影；也算一另类，被班主任和辅导员斜眼相加。我多少有点感觉到：外面早已是虫鸣蛙噪，学校里似乎春风不度，好不气闷人也！我似乎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大事，但又恍然，周围一切与我格格不入。最终，壮怀激烈只好落实到自已的头顶上。这时候，一部红透大江南北的电影《小街》上映了，电影中，张渝女扮男装的“小男式”发型吸引了我，我决定孤注一掷，换一个惊世骇俗的发型，来挑战一下我周边的现实。

说干就干，我去了理发店，理发店师傅没看过《小街》，一听我要剪个男孩的头，剪子差点掉到地上，连说不会。我说服了他半天，他才犹豫不决地在我的指挥下，双剪齐下，剪草似的剪掉我的一头青丝。我不在意，他却啧啧直叫可惜！

第二天，上课铃响了，我有意迟到了几分钟，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阵气，牙关一咬，就冲了进去。不出所料，全班同学除了没抬头的，全体目光随着我的男孩头平移到我的座位。我故作镇定，埋头看书。下课后，不出所料，男同学女同学围着我，好一通调侃，一位女同学说班上名册要重新改过，多了一位男生，少了一位女生。另一位男同学公开叫嚷：“男厕所欢迎你”。

我留着“小男式”，终于把衬衣掖进裙子里外扎，突然发现我也是“有身材”的。就这样，我度完了我的大学生涯，开始“进入社会”。此时，已是80年代，紫气东来，西风渐浓，整个社会于无色彩之处，慢慢流动出些许春色：大街上，已开始流行红裙子；连我妈，被我视为很保守的老太太，也为我从北京带回来一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它成为我那几年的主打服装。我被分配到了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它位处于如今的一环路外，在当时的成都，已接近市郊了。我穿着红色羽绒服，依旧挎着军用书包（那时，还没有别的包可供挑选），骑着人生中的第一辆自行车（凭票购买），去单位报道，心下明白：那里等待我的是另一番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