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广播喇叭的年代

□ 吕斌

我所生长的农村在内蒙古东部的大山里，位于大兴安岭的边缘，特别偏僻，刚记事时，天天吃完晚饭，经常有大队干部拿着个铁制的喇叭筒，站在村街上喊：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召开全体社员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传达上级的各种文件和通知，那是农民得到上级信息的唯一方式。

直到有一天，我看见几个大人在每家的房顶上拉铁线，隔一家竖立一根电线杆子，电线杆子是从村东河边的树林子里锯来的杨树，树杆上拧上一个白色的瓷器，我们叫它电弧，用来固定电线。我不知道大人们在做什么。玩到很晚回家，听见墙上有大声的说话声，非常好听，就像在大队门外听到过的干部讲话，父母都坐在炕上专心地听。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只看见墙上挂着一个近似大碗的东西，声音就是从那里面发出来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广播喇叭，时间是1968年的冬天。

广播喇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外边的电线通到墙上的广播喇叭，另一条线从喇叭上伸出来，接到一根硬铁丝上，插进地里，浇水声音才大，地干了声音就小，所以，给广播喇叭的地线浇水是一项经常性的劳动。

广播喇叭在乡亲们中间产生了重大的冲击波，人们惊奇地发现，一根线连接着一个大碗，就能传播声音，而且可以听到从大队到中央的声音，太不可思议了。

广播喇叭一天响三次，第一次是早晨睡得正热乎时，广播喇叭响了，母亲就起来做饭，我们孩子们冬天起来到街上捡猪粪，夏天起来进田割驴草。中午响一次，那是社员下工的时间，也是孩子们放学的时间，晚上一直响到人们睡觉。每次播音开始，音乐结束，播音员会说，这里是某某广播站，现在是第某次播音。

我所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广播站和荞麦塔拉公社广播站除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盟广播电台的节目外，都办有新闻节目，每次播音15分钟，稿件都是当地人写。因为写稿的人少，常常播出养猪知识，养鸡知识，怎样种好大白菜，谷子起了虫子喷洒什么农药等等，偶尔播出一篇稿件，也是公社的哪位书记或者副书记写的批判文章，内容空洞，语调铿锵有力。

我写第一篇新闻稿时是1975年，正在读高二，寒假回到家里，唯一能知道外边信息的，就是墙上挂着的广播喇叭，山村的生活单调寂寞，天天听广播就成了生活中的一项主要内容。坐家里的热炕头上，听广播里的新闻、文艺节目、少儿节目、农业学大赛节目等，在听新闻节目时，注意都广播什么内容，是否有自己旗里的事或者公社的事，我极少在旗级以上的新闻里听到我所在公社的消息，说明这个公社没人写稿件。

于是，我就想给公社广播站写一篇稿子。因为不懂文章的体裁，更不懂文章怎么写，加上看到的是简单现象，不知道该去村上采访，就胡乱拼凑了一篇文章。里面有我看到的现象，大部分是抄某篇文章的理论，拟了个挺长的题目，用白纸抄好后走了四里多地，把稿子送到了公社广播站。

送去前两天我还注意听广播，但没听到播我那篇稿子。公社广播站是第四天早晨播出我那篇稿子的，正是做早饭的时间，很多人都听到了。播出时将我的学生身份、学校、姓名都说得清清楚楚，不过那篇稿子有很大改动。

为了享受这一辉煌，当天晚上我邀了一位同村好友，坐在他家炕上，又细心听了公社广播站的“第三次播音”，重播了我这篇稿子。

在公社的广播喇叭上播出一个高中生写的稿件，在我们村史上是第一次。喇叭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个高不可攀的东西，稿件能在那上面播出是相当了不起的事，在村民中的反响可想而知。

这件事是不是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动因，我不敢说，但和这件事有关系，那是不容质疑的。后来由于我写的稿件经常在旗广播站播出，在我生长的那个村庄渐渐成了名人。之前，村里人不知道播出的稿件是人写的，以为是天然的。放假回家，我在村街上走，乡亲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似乎我是外星球的人。

考上大学，离开农村，告别了喇叭，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生虽然漫长，关键只有那么一两步。

如今，当年的广播喇叭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而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一代人却记忆犹新，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