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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4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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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妇工前沿 “二孩”家长强烈期待姓“公”托育机构 组班子 建制度 发挥“联”字优势 莫力达瓦妇联牵手民艺协会发扬民族民间艺术 女性公益学堂开讲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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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家长强烈期待姓“公”托育机构

——儿童优先视角下的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 李苏华

自上海实施“单独两孩”“全面两孩”政策以来的两年间,我们就这一重大的人口调整政策将对妇女、儿童、家庭乃至社会产生的影响,开展了《生育政策调整对上海的社会影响》《0~3岁婴幼儿看护与教养状况及其政策研究》《影响两孩生育因素的调查研究》《两孩家庭的生存压力现状和对策研究》和《公共托育政策瓶颈及对策研究》等相关调研。

在上海,自1995年起编制和实施五年一次的《儿童发展规划》,规划的核心理念是“儿童优先”。伴随着20年来的经济发展进程,这些理念不断得到各界认同,上海的儿童发展居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分析上海的生育、托育现状时我们明显感到了“儿童优先”原则在政策和实践层面的双重缺失,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生育行为。

2011~2015年,上海常住人口保持在2300~2400多万人。2015年末为2415.27万人。2011年常驻人口自然增长率1.87‰、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0.68‰,到2015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45‰、-0.78‰。

数字显示,2012年的龙宝宝最高,两孩政策推出后,有关方面预计每年增加新生儿2~3万,但2014、2015年没有达到预期,可能2014年还来不及备胎,2015年因羊宝宝略低。

为何二孩生育行为提升困难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第一,家庭生育观念已从由政策导致的强制少生转变为由观念导致的自愿少生。

第二,生育意愿走不到生育行为,关键是找不到理想的公共托育服务。部分想生而又不敢生的家庭,主要有三种压力:女性职业发展压力、家庭经济压力和儿童照料压力。如果排序,第一位的是儿童照料压力,如果祖辈不能帮助照料儿童,那么家庭可能被迫选择妈妈退出职场,或选择高价保姆、私营机构,儿童照料压力最终叠加到了经济压力上,并且深层次地影响到女性职业发展,但同样关乎家庭经济收入。

今年9月开学,上海又新增51所幼儿园,主要在人口导入集中的城乡结合部,可满足2.3万名4~6岁儿童入园。

同期,0~3岁儿童增加大约50万。因为要保证4~6岁儿童入幼儿园,除了新建幼儿园,上海经历了大规模的改托儿所为幼儿园行动,教育系统独立设置的托儿所从2003年的187所降至现在的39所,招收18~36个月的儿童6000多名,18个月以下几乎入托无门。

上海教育部门面对全市0~3岁儿童提供的是早期教育计划,即每年4~6次家庭教育指导,这是早教,不是托育;市场上众多高价早教,也不是托育;只有极少部分托育,但大都是在工商登记的民办非企业。

第三,强烈的公共托育服务呼声掩盖了儿童照料真实的细分需要。

有呼声说要像当年一样,鼓励企事业单位办托儿所,在社区像建老年照料中心一样建儿童照料中心。

调查显示:今天的年轻父母育儿需求已经大不相同了。他们真实的托育需求涉及地点、配置、质量、性价比等等考量。

今天的家长需要怎样的公共托育服务

考察公共托育服务供求关系,背后是深层次的观念、结构和质量问题。由于经济、文化、观念的不同,家庭对公共托育服务的需求也呈多元态势,通过对问卷、访谈资料的整理,我们看到:

第一,0~3岁儿童家庭照料的比例高达99% ,只有0.2%家庭有过送托,其中90%是父母与祖辈联合照料。到了2岁以上,入托意愿上升,达到近四成。除了托育机构数量少之外,也因家长普遍认为家庭照料有利于儿童健康。

第二,妈妈们对托儿所最关心的问题,依次为安全、营养、保健、师资、接送方面,支付费用的期望值在每月2000元左右。照此需求,只能是政府主导或政府支持的公共托儿机构,而不是过去那种简易托儿所。

第三,对公共托育服务的强烈期待。《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发展托幼事业,办好托儿所、幼儿园,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兴办哺乳室、托儿所、幼儿园。”这正是家庭期待的姓“公”的托育机构。

现在,政府将有限的资源用于幼儿园,无暇顾及托儿所。当家庭明知政府不提供公共托育服务,而家庭自身又无法承担孩子照料时,是不是只能被动选择不生呢?这与调研中99%的幼儿由家庭照料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因为那是有祖辈可以支持的家庭,而没有祖辈参与照料可能根本就不敢生了,家庭照料成为生育的一个重要选项。

在政策上有所突破,不让公共托育成为家庭的奢望

我们的建议是:

一、推动形成“儿童优先”是公共服务基本原则的共识。我们要通过对人大、政府的建议案,推动有关方面把0~3岁儿童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促进“儿童优先”原则以法律、规划、政策在公共服务领域得到有效落实。

二、推动建立相关政府部门职责明确的公共托育服务体系。重建公共托育体系,首先要明确主管部门。我们认为在社区建立儿童照料中心是现阶段一条比较可行的解决之路。由基层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创建儿童照料中心,教育、卫生等资源下沉,在社区汇集成合力;同时,为社区不送托的0~3岁儿童家庭提供育儿辅导。

三、推动社会各方参与“托·教融合”的托育服务。人生的头三年的重要性和投资价值众所周知,事关人口数量和质量。现代家庭需要的托育服务,总体上希望有针对各年龄段的教育内涵,而不是简单的喂养。特别是大多数家庭更愿意在2岁后送托,可以预见的是家庭对儿童托育机构的教育期望会更高,有关方面需要深入研究,规范课程、师资、监管等等。

(作者系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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