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之殇：社会压力、家庭失序与妇女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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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虽是个体主动选择，首先却由社会性原因促发。社会性原因是结构性的，弥漫于群体，对其产生压力。当结构与价值共振，作用于个体时，自杀就会变得自然而然。要想减少农村妇女自杀惨剧，除了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促进村庄团结，更应加强文化建设弥合散化的价值体系。它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责任。

■ 刘锐

近年来，农村妇女自杀事件仍时有所闻。作为一名乡村研究者，笔者旨在以各地的调研为基础，勾勒农村妇女自杀的复杂机制。需要注意的是，自杀虽是个体主动选择，首先是社会性原因促发。社会性原因是结构性的，弥漫于群体对其产生压力，个体承受的能力却有差异。当结构与价值共振，作用于个体身上时，悲剧就有可能产生。

社会地位的竞争

稍微有点社会科学和生活常识的人，就知道贫穷不是自杀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前，大部分家庭生活拮据，却少有人因为吃不上饭自杀。真正社会性自杀，是在改革开放后，与农村分化有关。在广大中西部一般农村，出现分化和分层在2000年后。笔者专门研究过分化机制，发现农村分化的如下特点：

一是农村分化以家庭为单位开展。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与西方个体本位有极大的差别。所谓伦理本位，实指以血缘为基的伦理关系，涵盖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家庭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作为物质单位，要参与村庄交往获得资源，更在于它作为社会单位，要接受村庄评价获得位置。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大部分家庭难以逃脱村庄，家庭必须接受村庄评价。如果说之前，农村分层系统是综合的，经济、道德要素占有较大的比重，随着市场侵入和共同体瓦解，村庄地位系统越来越和经济挂钩。每个家庭不仅要追求物质生活，还要追求相对体面和尊严的位置。

二是社会竞争剧烈及底层的出现。市场经济带来社会分化，只要分化在合理的区间，群体间流动渠道畅通，底层的出现就将不是问题。现实情况是，权力上移与农村社保制度不完善共存，家族的连带保障功能在市场侵袭下瓦解，家庭抗市场风险能力低下本身极其脆弱。一旦家庭再生产困难，或者遭遇意外事故，或者自身能力不足，要保持村庄原有地位，就不是件易事。家庭阶段性的艰苦自不必说，村庄评价也会对其产生压力。由地位低下带来的个体焦虑，一直弥漫于家庭向上的全过程。当家人动员能力低，或者家庭关系不和，底层要向上流动，就会变得更困难。尤其是年轻家庭，它不仅要面临家庭外压力，还要面临家庭内关系紧张，内心的煎熬和茫然是必然的。

当家庭处于村庄中下层时，家庭关系发生些许变化。若夫妻关系仅凭情感，家庭就不太牢靠，易在社会压力下解体。在出现伦理性危机的村庄中，家庭同样面临解散的风险。若家庭出于各种原因牢固存在，它就会采用手段传递压力，缓解紧张。

家庭压力的传导

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个礼治社会，无论村庄关系，还是家庭关系，都要靠教化养成，人们要服从成规。随着政治的运动打击及市场经济侵袭，地方规范或者瓦解或者无力维系秩序，权力就要在秩序保障和成员遵从上发挥作用。现在的问题是，由谁来掌握家庭权力，权力是否带来服从。

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调查的江汉平原农村，家庭权力结构变迁已然完成，父家庭要依附于子家庭生存。由面子竞争带来的子家庭压力，会通过代际伦理由子代传给父代。父代为了让子代过得更好，会在有劳动能力时拼命付出，在自理能力丧失或感觉有拖累时，自觉地选择自杀。其他农村与江汉平原农村不同，如阎云翔调查的东北农村下岬村，父家庭感觉权力衰落，及子代剥削势头强劲时，会选择提前分家的方式，来为晚年积累相应资源。我们在东北调查，发现不少老人为自己买保险，有的老人甚至会请家政服务，那里老人是不会自杀的。压力传导的后果是，离婚现象增多、光棍在当地蔓延。

父权在全国农村衰落虽是普遍趋势，但父权还有余威，当压力传导至家庭内部，父代不愿无故承载压力。当家庭因地位焦虑产生矛盾，受气的不是父代而是子代。另一方面，由父权延伸出的夫权，在一些地方还牢固存在。当夫妻因资源紧张发生矛盾时，情感受挫者不是男方而是女方，由此，女方成为家庭压力传递的终点。

而笔者调查的北方农村，1980年代有妇女自杀情况发生。之所以如此，表面原因是1950年代以来，国家不遗余力宣传男女平等，青年人的婚恋观念得到极大解放。另外，集体化时期共同劳动，增强了女性平等意识，频繁交往也易产生感情，它背离了父权主导的家庭秩序，凶悍婆婆逼死媳妇的现象，因此会在各村庄上演。现在的年轻妇女不会再自杀。原因很简单，如果婆婆逼人太甚，年轻妇女可以选择离婚，毕竟，当前的村庄要开放得多，二次恋爱和结婚不困难。

尽管在社会分化剧烈的村庄，即使有了小孩同样会有离婚，有女性从事性工作等问题。但在家庭里有小孩、家庭牢固存在的村庄中，家庭对个体具有存在论意义，即使个体被重重的压力所包围，依然会执著依托家庭寻找尊严。由此，问题重点就变成，这类村庄妇女的自杀秩序逻辑，是在家庭权力失序与压力传递下自觉自杀，还是出于其他非村庄结构原因？

价值失衡的释放

就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做的全国农村调查看，由家庭变迁引发的自杀潮，2000年后基本不复存在。主要是家庭结构转型完成，结构性价值紧张几乎消失。后来的年轻妇女自杀，应从个体与家庭互动及价值变动的角度理解。

不管我们如何划分农民的价值类型，它都在家庭为单位的“过日子”中实现。“过日子”是一个动态过程，处理的是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家庭的特殊性在于，亲密关系既是“过日子”的起点又是终点，如果个体只履行角色不懂如何为人，家庭一样不会和睦。从某方面讲，家庭成员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是个体安放价值奋勇向前的不竭动力。

任何家庭只要“过日子”，就需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就会有成员关系的磕磕碰碰。伦常道德对于家庭的重要，源于其对家庭关系的润滑剂作用。正是因为伦常存在，婆婆的谩骂、丈夫的不满，带来的就不是斗气而是克制，个人的得失之于长久的“过日子”，就不是需要计较之事。现在的问题是，家庭已然没有教化秩序，家庭权力的维系机制被打断，个体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依据自身素质，妥善处理家庭关系，它是个很微妙的过程。

因为对既定权力秩序的怀疑，无权者当然会选择继续博弈。但是，作为农村的年轻妇女，出于各种原因既难以实现经济上独立，又难以在道德观念上突破细密权力网，于是乎，“过日子”中积累的情感纠葛和人格受损问题，就会逐渐聚集到作为弱者的年轻妇女身上，自杀就可能成为其反抗绝望的出口。

结合我们的农村调查，笔者认为，要想减少农村妇女自杀惨剧，除了提高基层治理水平促进村庄团结，更应加强文化建设弥合散化的价值体系。它不仅是政府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责任。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