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父权制研究的新突破

编者按

该书不但涵盖了父权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化和因循的复杂性，更试图在实证基础上提炼本土父权制理论和用性别视角分析流动着的父权制的研究方法。作者分别从“家庭父权”“集体父权”和“流动父权”三个相关而变化的形态带着读者进入理论与实践交融的深度考察和思考，在鉴别取舍的基础上致力于本土实证研究和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 杜芳琴

金一虹教授的新著《中国新农村性别结构变迁研究：流动的父权》（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是本土父权制研究的最新成果，也是对她15年前《父权的式微——江南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性别研究》一书的新突破，一是地域超出苏南或江南，二是理路上超越父权制式微与否的直线思维，扩展为更宽泛复杂的家庭（族）、社区、社会文化、市场、国家与全球语境交织的父权制变迁探索。该书不但涵盖了父权制在现代化过程中变化和因循的复杂性，更试图在实证基础上提炼本土父权制理论和用性别视角分析流动着的父权制的研究方法。为此作者自始至终怀着致敬经典之心，无论是父权制和社会学理论方法的引入，还是经验研究，在鉴别取舍的基础上致力于本土实证研究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该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对理论方法进行梳理评介，以奠定该书理论背景、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基础，同时搭建与国内外同行对话的平台，更是本土理论创新的起点。对核心概念“父权制”，作者不给固定界说而是对父权制理论类型（西方父权制、女性主义父权制、儒家语境的东亚父权制和“本土父权制”）进行梳理评说；而对已创“流动的父权”先进行简明申说，重点在有关章节细论。该书冠名的“流动的父权”是指除了纵向时间维度的父权的流动外，同时还有不同场域的社会结构的父权制的内部的纵横交错的流动，诸如婚居、代际、劳资、村庄资源出现的变动不居。

在“流动的父权”实证研究方面，作者分别从“家庭父权”“集体父权”和“流动父权”三个相关而变化的形态带着读者进入理论与实践交融的深度考察和思考。

从性别视角审视“家庭父权”

该著用了三个章节（第二、三、四章）谈从古到今的家庭父权，其中不乏对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经典的引证、评价和突破的对话。从第二章开始，侧重对父系家庭成立和纵横轴的构造进行静态描述，即父系家庭的成立、扩展和传承，其中突出生育对父系家庭得以成立和延续的重要意义是作者性别研究的新贡献之一。在借鉴费孝通先生《生育制度》对制度结构、功能价值的论说基础上，弥补了以往制度研究中人的权力关系的缺位和生育风险、抚育付出、妇女体验等方面的缺失。

第三章揭示了父系制家庭的动态运作，为家庭延续的再生产中的婚合、生育和纵向继承的经权运作——有子子承为经，无子过继为权以及亲属横向扩展的分合——整合大家族的经典模式和因个人推力拆分小家的权变格局，这些社会人类学中被浓墨重彩的客观中立的经典研究，却在作者社会性别审视的眼光下呈现出新景观：延续和再生产的生育演化成男孩偏好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合的两姓之好演变为高额彩礼嫁妆及背后的代际和性别的多重博弈，婚后家庭生活中的居处多样性（从父/从夫、婚居/代居），分家中作为外来者媳妇的“搅局”……无论用经济理性解释彩礼、嫁妆攀升和分家的普遍，还是用青年一代向老一代要高额资费以提升婚后生活质量是个人觉醒、父权式微的进步，用“子宫家庭”解释媳妇主动要求分家是“主体能动性的觉醒”……作者让我们看到用这些来自美国个体主义文化视角和线性进步观，对中国家庭父权制变化的解释的不适甚至错位。

第四章“性别-权力视角下的父系家庭”，径直走进父系家庭系统从性别视角审视家庭父权制当下运行，从女性切入看婚姻的流动性并从婆家和娘家的对照进行性别分析。先从家庭合作与合作模式看女人进入夫家家庭性别关系，进行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妻子、媳妇、母亲的性别身份的妇女在夫家的位置、身份、地位、权力、资源的多重关系及其变化。再看夫家本位的家庭人际关系是权力关系，经济合作，夫妻情感既构成关系又含权力，脉脉温情中又有博弈。最后，从妇女与娘家的亲属关系和实践看，女儿是门亲，媳妇是家人，这种父权制遗留造成农村妇女发展和权利获得的主要障碍因素，与集体父权制中妇女（女和媳）经济权利被剥夺和政治参与受排斥同源（家庭父权制）同构（家庭/社区父权制）。可谓分析鞭辟入里，层层深入，发前所未发。

以创新思维解析“集体父权”和“流动父权”

“集体父权制”（第七、八章）是该著新意频出的本土理论、方法亮点纷呈之所在。就理论来说，从西方公/私二元的公共父权制/家庭私域父权制两分中析出中国本土特有的介于公/私之间的集体父权制。集体父权制不但与家庭父权制同构共谋，也是更广泛的公共父权制如国家、市场、媒体互联互构。在村庄自治中的，改变固有的集体父权制的意识形态、制度规则是实现性别平等和社区良治的重点和难点。更出彩的关于“村庄政治和性别政治”的论述，为我们展现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作者指出，以往国内研究者认为国家政治与农民日常生活脱节形成村庄治理的无序，并将原因归结于农民的参与不足，这只是说对了一少半。作者在“六村的调查”中发现，男女村民是关心村务并有参与热情的，特别是河南省登封市的两个通过修订村规民约的村庄，妇女在知政、议政、参政、从政等方面比其他村庄积极得多；尤其是八年连续修订落实村规民约的周山村，妇女参政的村级三委女性近半，村民代表半数以上。

关于“流动父权”的章节（第五、六、九、十章），是作者近来对此议题的研究的最好概括和原创概念、理论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无论从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中来自农村年轻女性的打工者用“青春轮换制”的形式遭受跨国资本的无情剥削的同时，全球资本、国家和家庭父权制在矛盾中互相让渡和合作，形成对女工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控制，还是从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这种变化所导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构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重构传统的过程。

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是体制约束、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成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每一章都会带来阅读的愉悦，同时还让人产生一种惆怅：空巢老人、留守儿童，或离散或弥合的家庭，居大不易的进入城市的新工人，外资的撤出，最低工资的难保……这一幕幕构成的家庭的、社区的、职场的、资本市场的、国家治理的、传播媒体的有形无形的父权制链条，能不让我们关注“流动中的父权”和“父权的流动”并进而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改变父权制行动的资源吗？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